局部阵营化的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阵营化的可能性。

首先，从西方角度看。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是牢固的同盟关系，而且在经济体制上高度趋同。这两方面，都与中国存在巨大区别。这也就是虽然它们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但在对待中国时却总是高度一致的原因。过去两年来，美欧日三方针对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导向”发表七次联合声明，就是一个明证。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已经试图拉拢其盟友，围堵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并取得了众多盟友的支持，已经俨然形成同盟。此前，英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对华为的态度还是比较暧昧的。但此次疫情重创英国等众多西方国家之后，这些国家很可能改变态度，更加坚定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对华为和其他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同一立场。前面谈到的欧盟诸国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近期出台的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主要针对高科技产业），已经展露了这个苗头。

其次，从中国角度看。其主观意愿是极其不情愿同西方形成敌对阵营的。但由于其坚持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并且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领导性地位，由此必然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围堵。在这种背景下，其必然的政策选择，就是强化自己前些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加强与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合作，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另一个经贸阵营。

再谈阵营化的有限性。如前所述，西方国家与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在近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双方的脱钩是有限、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也就是说，西方阵营中的成员，与中方不会断绝经贸往来。更重要的是，近期内中国不太可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与西方对抗或隔绝的政治或经济阵营。

首先，旧冷战结束后，前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与西方基本融合，不可能与中国形成同盟。尽管俄罗斯一直与西方关系不和睦，但其政经体制更接近西方国家，而非中国。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本质上是策略上的抱团取暖，而非建立在价值观与体制之上的同盟关系（即使前苏联与中国体制一致时，两者的同盟关系也是短暂的）。而且，其经济实力已经一落千丈，根本不足与中国形成强大的经济同盟。

其次，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与组织，如“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组织等，其成员国很多都是西方的盟友（如中亚国家、印度、巴西），或者是中立国家。即使它们强化与中方的经济合作，也不可能因此疏远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而且，这些组织中的很多国家（例如印度与巴西），已经由于此次疫情，同中国发生了矛盾与分歧。

再次，如果中国与西方阵营发生严重经济冲突与对抗，而导致中国的经济盟友不得不选边站队，无论从体制还是利益上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可能都会选择站在西方阵营，除非中国提供异乎寻常的经济援助。但一旦中国走上与整个西方对抗的道路，其出口换汇能力会受到巨大冲击，因此对外援助能力的持久性会受到严重考验。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中国的注意。

总之，阵营化的有限性，既体现在西方阵营与中国脱钩的有限性，也体现在中方阵营内部成员与西方阵营的紧密联系，而且阵营自身是不稳固的。旧冷战时期那样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的隔绝甚至对抗，不仅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可能，在经济方面也不可能。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教授

西方国家与中国各自的比较优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在近期内不会完全消失。双方的脱钩是有限、局部的，而非全局性的。也就是说，西方阵营中的成员，与中方不会断绝经贸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