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冠状病毒疫情在欧洲与美国的肆虐，这些国家对疫情始发国中国的不满、指控以及追责声浪越来越高涨。众多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将严重影响全球化，加剧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进而导致世界经济分为以美国、中国分别为首的两大阵营，即“阵营化”。

笔者无意对双方的争端进行价值评判，只是根据近年来双方的关系发展，以及争端现状进行事实预测：近期内中西方发生局部脱钩与阵营化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其程度，特别是阵营化的程度，将是有限性的。

可能性与有限性

先谈脱钩的可能性。很多西方国家指控：中国有关部门在疫情早期打压“吹哨人”，且隐瞒相关信息，错失疫情控制最佳时期，导致疫情大暴发，并迅速向世界外溢；同时通过影响世卫组织，对外发出错误信号，影响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已有很多国家的相关机构，对中国提出索赔诉求。疫情结束后，围绕索赔问题所引起的中西方摩擦会迅速上升，加剧双方近年来的脱钩趋势。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矛盾由来已久，核心是中国实行并坚持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与美欧日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西方称为“自由资本主义”），存在深层冲突。在近期内，看不到中国有改变自身基本经济体制的强烈意愿。

同时，最近几年中国发生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变化，明显不符合西方的期待。美国高官已多次对此进行明确宣示，而中国则针锋相对指出美方的期待本来就不合理。这两方面都必然使西方国家考量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将经济上的“国家安全性”放在重要位置，促进双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

这样的脱钩进程，在疫情之前的中美贸易战期间即已开始。疫情，只是从两方面加剧了西方的脱钩意图：一是疫情初期的中方表现，使西方加剧了对中国体制的排斥程度，认为其对西方的“威胁”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层面，也表现在卫生健康层面，因此脱钩有助于维护其“国家政治与经济安全”，甚至“国民生命健康安全”；二是中西方由于疫情责任问题产生争端，疫情后围绕索赔问题可能产生纠纷，使得脱钩有助于维护其“财产安全”。

因此，疫情几乎必然加剧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进程，包括在高新技术、医疗乃至其他领域。疫情期间，美国就已经加大了对华为与中国电信的打压，并出台了针对中国的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方案。欧盟与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则出台了明显针对中国的外商投资限制。

日前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建议，对美国企业迁出中国的相关成本从税收方面给予支持。虽然这只是建议，尚未实施，但疫情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脱钩举措，预计将会进一步加剧。中国高层已经预感到疫情结束后，中国的外部环境将面临较大变化，对此应该未雨绸缪。

再谈脱钩的有限性。自从中国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经济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双方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生产分工、跨国资源配置与国际贸易等多种形式，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目前阶段，中国的很多优势，特别是产业链齐全的优势，暂时还不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完全取代。西方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对中国更是无可替代的。

因此，西方与中国完全脱钩，既不符合西方的利益，更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西方可能做的，而且会做的，是在一些关系军事、政治与民生安全的行业与中国有限、局部脱钩。这些领域，与高新技术是交叉、但非等价关系。这种脱钩，其实是中方不希望看到，但又很难阻止的。在其他的一般领域，双方，至少是西方企业，都有意愿继续维持合作关系。即使西方国家政府鼓励其企业从中国撤出，并为其承担部分费用，也还有不少企业会选择留在中国。

应该说明，脱钩有限性的判断是基于中西方关系的现状。任何现状都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未来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脱钩从局部向全面转化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这里的关键是，中方相对于西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弱，而主要来自于廉价劳动力、资源等方面，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逐步替代的。西方相对于中方的比较优势，技术原创性较强，是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

基于此，如果双方关系持续恶化，西方更有实力、能力与中方脱钩。正因为如此，在舆论场上，西方国家内部敢于公开提出脱钩主张；而中国有关官员的表态，以及官方主导的舆论，却一直极力反对与指责脱钩。这实际是双方实力对比的反映。从中国自身利益出发，中方应继续坚持反对脱钩的基本立场，并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防止或延缓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