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城市规模并不大，大约有20-30万人，行政归属于松江府。据祁美琴的《清代榷关制度研究》，1795年各榷关的上报税收显示，上海的江海关仅有7万多两（库平两，下同），既远不如对外贸易的粤海关（广州）（117万多两），也不如内贸的芜湖关（23万多两）。香港的基础更差，在英国人眼中，它是一个“细小、荒芜、不卫生、无价值”及“比非洲的塞拉利昂更差，因为更不卫生”的地方。香港开埠时，港岛上只有7450人。

鸦片战争后的50年，英国对香港和上海的治理有直接的影响，但表面上的权力架构并不相同。

上海是通商口岸，英国（及后来的法国、美国等）只能在上海租借土地，在租借的土地上，经清廷的批准，按西方的模式治理。随后的制度演进，让上海成为多国参与治理的租界地。1863年，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被称为公共租界，统一由工部局（The Municipal Committee）管理。

工部局的权力几经扩张，其执行部门涵盖了商团、警务、卫生、教育等各个方面，还承担市政建设、治安、征税等行政事务，以及法院的部分职能，随后其它城市的租界大多仿照上海成立了工部局。

上海的公共租界是独一无二的实践，成为一个共同公共管治的体系（曾经有人推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合并，但因法国政府的反对，最终在上海形成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个租界）。马德斌教授认为，由于上海公共租界是共同管理的，因此不会体现某一个国家的利益，从纳税人大会到工部局董事会及行政团队，管理体制非常稳定、公开和公平，并且充满了自治的氛围。

香港的制度演进，则与上海则有所差别。当时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英王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直接发布《英皇制诰》和《皇室训令》规定香港的权力架构。人事上，总督是英王的全权代表，主持香港的行政和立法机关，并掌管香港的军事。香港也只有一国“列强”，英国权力不受他国制约，香港的自治环境远不如上海。

尽管如此，香港的制度演进仍有可取之处，英式殖民强调有效的管治，他们在意的是低成本、高效率，这意味着要尊重当地人的风俗习惯，赋予本地居民权力。同时，在政治和法律领域，英国也尽可能完整地将本土政治和法律体系移植到香港。

可以说，香港与上海的这次历史性“同框”，深刻地影响着它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当中国的发展接入国际贸易的轨道，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的命运，随即被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