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通过获利改善民生

近来，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新概念——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创建这类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改变大批民众的命运，使他们能够摆脱贫困，走上自我发展的致富之路。其哲学不是通过改善民生来获利，而是通过获利来改善民生。在纯市场规则下，社会企业往往竞争不过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但它们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改变更多穷人的命运。

因此，它们需要政府“为民做主”，保护它们的生存空间，也需要社会力量来抗衡无孔不入的资本侵蚀。社会的手段包括民间互助合作共济、志愿者、非盈利组织和慈善机构等。

在扶贫脱贫方面，中共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它主要依靠政府（包括党组织）的力量，较少发挥社会的作用，更没能将社会企业作为一个部门来发展。中国应该考虑成立一个民生投资业，以打造一个庞大的社会企业体系。没有这么个体系，就不能自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使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也不成，因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庞大的国有企业。

对社会企业的金融服务，应该和商业银行区别开来，作为金融社会企业。它们的投资类似于公共产品的投资，产出的不是利润，而是人民安居乐业，充分就业，以及满足感、幸福感。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些远比利润更重要，因为它们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要改变城管的哲学。城市管理不再是管字当头，而应该是城市社会的经营。经营的目的不是为市政当局增加收入，而是经营街市生活，打造宜居城市，使人民生活的便利和城市生活的丰富最大化。城市之间可以彼此展开竞赛，看谁能吸引更多人口（尤其是退休者）来申请入户，谁的口碑更好，而不是谁的GDP数字更高。上级政府应该以此为指标，来考核各地的治理水平和成就。

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就像国防、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一样的公共产品投资，但比后者更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降低民生成本，丰富民生内容。西方经济学一向对此不像对其他公共产品般重视，因为它只讲究市场规律而不讲究民生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门民生经济学，必须重视这个方面。

推而广之，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不仅仅是增加有效供给，消除过剩产能，更重要的是经济政策的着重点在于就业最大化，使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大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杜绝垄断利润，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打压多样性供给（地摊经济的这个特点尤为突出）来取得垄断地位，就要实行保护性的竞争政策，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丛林法则。

这样做就能扩大就业面，那些因此得以保留下来的企业都是就业的来源。通过增加就业来提高有效需求，应该是供给侧经济管理的重点，在操作面上是培育和保护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生态环境，使它们能大量繁殖，为人民创造比较容易的生计和充满获得感的充实生活。这是社会稳定和幸福感的基础。

中国政府应该抓住冠病疫情这个契机，开创出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一片新天地，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将地摊经济当作应对危机的手段，一朝危机过去，就本能地封杀这些碍眼的小本生意。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讲，这也是个契机，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西方经济学的奴役，着手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