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总理李克强盛赞成都开放地摊经济，造就“一夜之间10万人就业”的奇迹。此前不久，中共中央文明办曾下发通知，不再将市容检查列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内容。面对冠病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北京市政府高调推举“地摊经济”，为小商小贩大开方便之门，降低门槛以鼓励人们经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帮助中国渡过眼下的难关。这同中国城市当局一向奉行的，以整顿市容为中心的政策背道而驰，不能不让人大跌眼镜。（编按：北京市几天后却恢复禁止地摊的做法；中央文明办有关“地摊经济”的正式文件也被作废删除。）

毫无疑问，这是个亲民的政策。它拉近了政府和老百姓的距离，也可以使当官的更接地气。不过，这不应该只是个临时措施，而应该提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

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政治主张。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褒义还是贬义，“社会主义”这个名词都和大政府相联系，张冠李戴成了大政府主义的代名词。

中国的官场也深受其毒，表现在为了市容而驱逐“低端人口”，强制集中商贩于官方指定的、高租金的大市场，对街头摊贩赶尽杀绝，还有戴大檐帽、凶神恶煞般的城管形象等。这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以官名（名声）为本的思想习惯。社会主义中国的官员中有很多不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以社会为中心，以民生为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维护人民以市场为依托的生计。它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本质区别，是市场规律和社会逻辑相结合。一方面要节制资本，不允许大企业、大资本的疯长，造成大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家庭作坊的破产；另一方面要节制政府权力，不允许人为地制造障碍来损害民生。资本和政府都服务于民生。

地摊经济是民生经济。正是这些布局街头巷尾，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小摊小贩，给钢筋水泥加玻璃的大都市平添了一丝人情的温馨。湖北武汉的一个大妈被冠病夺走生命后，市民才深切感到，数十年来她的小吃地摊，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多少回忆，也带走了一道熟悉的街景。她对市民生活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她的营业收入，是市场价值所无法衡量的。

地摊经济需要自然布局来适应社区生活的特点，而不能硬性集中规划，建一批对谁都不方便的大市场。让小贩自己布局自己的摊点，就一定是对居民最方便的，也是最人性化、最有生活气息、最聚人气的。城市规划也应该尊重这种自然布局，而不是到处竖起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楼大厦。

新加坡的食阁和巴刹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许多家庭赖以为生的工具，创造了许多祖辈相传的名牌食品，也创造出本地特色的生活方式和道道靓丽的旅游风景线。多数居民自己不做饭了，而靠它们为食；许多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穿街走巷寻找那些出名小吃。和豪华餐厅、酒店不同，这些分布各个邻里的小商小贩和小吃摊成本低，创业易，也容易长期坚持。

许多豪华大店如过眼烟云，而这些小摊却代代相传，成为地标一景。低成本和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这个生态环境。社会主义国家的市政府，更应该将这个功能发挥到极致，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民生特点了。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即通过瓦解社会、原子化个人来使劳动力成为生产要素，使它的地域流动成为常态，同时又禁止工会和其他集体谈判政治组织的存在，造成资本对劳动个体的巨大优势。中国的阶级矛盾没有达到像西方国家那样激烈的程度，一是因为中国借了全球化的东风，大量产业向中国集中，使就业比较充分；二是中国的公共政策还没有像许多西方民主国家那样，被资本和利益集团操纵及控制，政府还能够出台许多亲民惠民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