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外交政策分析机构Carnegie Europe访问学者Stefan Lehne指出，中东欧国家面临司法机构薄弱、腐败现象猖獗等挑战，而这些政权之所以治理能力较弱，存在历史渊源。他认为，中东欧在漫长岁月中隶属结构松散的奥斯曼帝国，几乎不曾有过强而有力的国家机构；共产主义政权的遗产也阻碍西方民主制的建成，例如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风气。

摆脱苏联三十载后，中欧四国的政体、价值观仍遭西欧国家诟病“不够民主”，时常被视作欧盟中的不稳定因素。捷克《经济日报》（Hospodá?ské Noviny）专栏作家、分析师Martin Ehl认为，中东欧国家仅在理论上满足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制度条件，西欧则将自己视作“唯一榜样”，对理解新成员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并未展现太大兴趣。

制度弱点、与西欧之间的文化差距，已经令中欧国家选民感到失望。

经济腾飞难掩社会创伤

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民主制度与欧盟助中欧四国走上富裕之路。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经历短暂阵痛后，区域内国家纷纷迎来经济腾飞，1990至2018年间，波兰、斯洛伐克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逾7倍，中欧四国中GDP增幅最小的匈牙利也超过3.4倍。然而在经济飞跃同时，一个新的社会问题悄然而生—人口大规模外流至西欧，这现象在波兰尤为严重。

截至2019年，逾260万波兰人生活在欧洲其他国家，占总人口6.8%，当中近三成是大学毕业生；海外波兰人的就业率比国内高14.6个百分点。该国去年7月推出新法例，为26岁以下、收入低于约8.5万波兰兹罗提（约16万港元）人士减免18%薪俸税。“（人口外流）必须结束，年轻人必须留在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当时称。

中欧各国“入欧”后，年轻人得以奔赴西欧，追求更高薪资、更多机遇。这无疑拓宽了个人追求更好生活的可能性，却造成国内劳动力与人才不足，日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年轻人外流也加剧人口老化，选民整体趋向保守，客观上为右翼民粹政党上台创造条件。再如今次新冠肺炎疫情，外界普遍担忧中欧各国将无力应对大爆发，因大批医生、护士已远赴西欧从业，国内医护体系随时不堪重负。

保加利亚政治学者Ivan Krastev表示。在他看来，民主制度在中欧的“变质”，需考虑心理层面的因素。

另一个例子也许是中欧民众对社会公平的观感。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5年的数据，中欧四国的坚尼系数均在0.2至0.35以内，在世界范围内算低，意味着社会相对来说较为平等。然而，四个国家的普罗大众对贫富差距感到相当悲观，例如2009年一项调查显示，逾七成匈牙利人称“强烈同意”收入差距过大。

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家El?bieta Korolczuk认为，中东欧民众厌倦的并非自由主义，而是其“邪恶双胞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主张最小化政府干预，导致劳工环境恶化、社福制度欠缺等。

中欧四国曾由奉行平均主义的共产政权统治，又在短短数年间匆忙向“西欧模式”过渡，或令国民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格外敏感，在观感上放大社会不公现象。数百年间，中欧各国几经易主，战乱、政变、起义频频，在社会动荡中不断拷问自己的集体身份。

超越“东”“西”，重建身份认同

昆德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参与反苏共运动而被迫流亡海外，在他看来，“地理上的欧洲”素来分割为两个独自发展的部份，一个与古罗马、天主教紧密相连，另一个则向古希腊拜占庭、东正教靠拢。1945年以后，这条界限又新添意识形态之别，在地理上由东向西偏移数百公里。昆德拉形容：“一向认为自己是‘西方’的各国，一觉醒来后突然发现变成了‘东方’。”

西有英法德，东有俄罗斯，夹在大国之间的中欧经历不同价值观撕扯，逐渐形成一套“非典型”社会观念。例如其草根知识分子、工人阶层在冷战时期曾反抗苏共侵蚀，彰显对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的认同；苏联解体后终于回归“西方”体系，这些国家却在移民、难民问题上与欧盟周旋不断。

“相比西欧，中东欧国家对种族、宗教多元的态度更为负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经验不同。” Lehne解释，中东欧原本是欧洲大陆种族最多样的地区，但自十九世纪起发生多次针对特定种族、地域、宗教群体的驱逐与屠杀，加上国境变更，导致如今中东欧各国的民族构成相对单一。二战结束后，中欧四国均建立共产政权，与外界的人口流动甚少，同一时期，西欧却涌入数十万移民，人口结构日益多元。

想深一层，也许“东”、“西”之辩本身不过是一种成见，即仍试图将中欧放入大国政治的框架里审视。由近现代史上不断更迭、分裂的帝国，再到苏联阴影，中欧各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性长期遭到抑制。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大多数选民如今渴望政局稳定，并强调本土利益及民族身份认同。

常年报道欧洲新闻的美国记者Richard C. Longworth曾感叹：“中欧是帝国碰撞、战争开始的地方，几个世纪以来充当缓冲区、防波堤……这里盛产浓咖啡和复仇记忆，有太多历史、太多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