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逸雯

来到今天，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让中欧有机会再次思考“西欧模式”的利弊。自3月开始，疫情在欧洲各国迅速蔓延，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等老牌欧盟大国成为重灾区，官方公布的确诊人数均远超中国。反倒是中东欧地区，由于入境游客相对少、早期及时实施防疫措施，大部份国家的确诊病例数字仍维持在数千水平。

眼见欧美大国都因疫情手忙脚乱，全球也在反思西方民主政府为何未能有效控制病毒扩散，探讨市场化医疗、中央统筹与地方自治等议题。另一方面，“封关自救”似乎成为疫情下唯一选项，尽管这与欧盟数十年来坚持的“无边界化”、人口自由流动原则背道而驰。

对“入欧”不足二十载的中欧“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而言，这种反思也许正将他们推离西欧治理模式。匈牙利立法会3月底通过法案，宣布扩大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的行政权限，包括无限期维持国家紧急状态、绕过国会自行颁布法令、监禁散播疫情“假新闻”人士等，此举在西方社会招致猛烈抨击。

纵使医疗资源及经济实力难与西欧大国相比，但四个中欧国家在这次疫情防控上都取得理想成效，包括及早封关堵截病毒在国内散播，有效采取限行令、停课、家居办公、禁止民众聚会等措施。随着欧洲疫情放缓，四国陆续放宽限令，可算在首波疫情中取得胜利。

不再憧憬西方治理模式？

中欧四国与欧盟绝非在疫情下才开始渐行渐远。保加利亚政治学者Ivan Krastev及美国法律教授Stephen Holmes认为，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自由主义在中东欧地区的声誉便一落千丈，对“赌场资本主义”（casino capitalism，比喻资本主义的投机性与高风险）埋下怀疑与不信任种子；2015年欧洲爆发难民危机，中欧四国拒绝接受欧盟提出、成员国按比例接收难民的方案，令裂痕进一步扩大。

过去十年间，整个欧洲见证着民粹势力壮大，中欧尤然。如今波兰、匈牙利政府均被认为是极右翼；斯洛伐克由立场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执政；捷克总统泽曼（Milos Zeman）更毫不掩饰其反移民立场，走亲俄亲中路线，但首都布拉格巿长贺瑞普（Zdenek Hrib）宣布解除与北京的“姊妹城巿”关系，改而跟台北结盟，令“亲中派”的泽曼相当尴尬。

吊诡的是，与倾向疑欧派的执政党不同，中欧民众大体上仍对欧盟抱有好感，特别是认可加入欧盟有助经济发展。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一项调查发现，84%波兰人对欧盟持赞同（favorable）态度，之后依次是斯洛伐克（70%）、匈牙利（67%）、捷克（52%）。

但受访者看法存在明显的世代差异，年轻人更倾向支持欧盟；是否支持本国右翼政党同样是重要因素，立场偏右民众普遍对欧盟更不满意。调查还显示中欧四国民众在展望国家未来时，对缩小贫富差距最感悲观，其次是政治制度运作方式、获得高薪工作的可能性，反映普通人对现行社会制度、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受。

“西欧模式”何以跌落神坛？

回看历史，中欧各国在冷战时期被苏联纳入麾下，但苏共扶持下的红色政权在这片土地曾备受挑战：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波兰数次罢工潮、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无一不彰显其对“民主化”的渴望。正因如此，这些国家在苏联解体后涌现大批反共政客、社会活动家，一众新政府以“仿效西欧”（Imitate the West）为旗号，迅速搭建起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

冷战结束后，前共产主义国家合共推出约2万条新法律法规，内容涵盖民主政体、市场经济、新闻自由、法治等，作为进入欧盟的条件。但在实际运作中，这套制度在中欧国家却出现“水土不服”，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一味模仿“西欧模式”并不能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