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须要强调的是，WTO的三项核心职能其实是紧密相连的，尤其是后两项构成了对第一项职能的有力保证；也就是说，多边谈判过程中如果成员国根本无视规则，而是按照想当然自描自画，或者说有了摩擦与纠纷又得不到公正判决，且最终各自任性而为，即便是WTO能够制定出非常严密与周全的贸易规则，都只是一纸空文而根本无法落地；同时宏观意义上代表着WTO失去法定执行力与有效性。由此观之，目前WTO的功能已经不是局部萎缩，而是全方位塌陷，甚至用名存实亡来形容也不为过。

回过头去看，多哈回合谈判的无疾而终，也许只是时间断面上的一个休止符，但由此引致的后遗症却在持续发酵，那就是WTO成员国纷纷另起炉灶，集体性跳出多边贸易体制而选择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

据世贸组织统计，在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RTA）中，近10年来双边FTA在RTA构成中的占比高达90%。虽然双边FTA较多边贸易协定灵活性更强且操作简单方便，但却直接导致了世界贸易的碎片化，并割裂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更重要的是，置于双边FTA中的国家在获得了贸易合作红利后，可能更多地会淡化或者放弃履行WTO成员国义务，WTO所倡导的多边贸易进程，于是变得更加的步履维艰。

组织凝结力遭遇双边FTA分流的同时，WTO更是受到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全球贸易预警》数据显示，过去10年除了美国抛出了多达1500余项贸易保护措施外，G20中的另外19个国家，也累计出台了保护主义政策8000多项，其中仅2019年全球范围内就新增了1291个新贸易壁垒。伴随着冠病疫情对各国经济的冲击，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手段可能会密集登场。

受此影响，在过往10年全球贸易增速，只有金融危机前20年年均增速一半的基础上。WTO预测今年国际贸易将出现高达30%的降幅。

显然，无论是全球蔓延开来的双边FTA，还是从世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单边主义，抑或是各种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政策，都已经成为了WTO所必须面对的全新挑战。而且全球经济发展重心的位移，贸易主体力量的重构，贸易形态的升级以及贸易方式的更替和改进等等，都须要WTO做出相应改变与突破时代局限；加速变革已经成为了所有成员国投射到WTO的基本共识。

对此，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均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建议，集体智慧无疑为WTO改革做好了基础性铺垫。

分析发现，尽管各方就WTO改革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但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WT0成员国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和加强争端解决机制、提升日常工作透明度以及推动贸易规则升级等核心主张上基本保持一致。有了这样的共同诉求，其他具体规则比如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定、最惠国待遇享受范围与程度、公平竞争标准、产业政策和补贴以及争端解决方式等，都不难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而且也容易求得各方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不得不强调的是，无论美国对双边自由贸易模式表现得如何顽固与强硬，WTO改革都不能在多边自由贸易上出现任何立场上的摇摆。因为只有捍卫了多边自由贸易，才能确保WTO中弱小国家获得可以站在一起的机会，在与大国博弈中取得相对充分的话语权，进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且在单个经济体竞争力处于失衡状态的全球格局中，保护落后与发展中国家是WTO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同时还是经济强国所应当恪守的经济道德底线。

对于WTO来说，动摇了多边贸易的根基，有关非歧视原则、促进公平竞争原则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等，都将成为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道德说教，整个组织也将彻底失去公共产品的属性，进而被丛林法则所完全主宰与支配。

因此，围绕着WTO变革可能出现的一个极端现象是，美国或许会以退出WTO的行为来给改革制造压力，但这种态势不会持续很久。对于美国而言，徘徊在WTO之外，固然可以更加随心所欲地制定对他国的贸易条件，但那同样意味着他国可以这样对待美国。没有了WTO，美国可能在双边贸易中，不得不投入更大成本来协调与其利益相关国之间的贸易纷争。鉴于此，不排除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美国在搞出一大堆单边措施或者双边冲突的麻烦后，因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回到多边贸易体系中来。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