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164个成员代表参加的特别视频会议上，WTO总干事罗伯托·阿泽维多宣布将在8月31日正式离任，提前一年结束第二届四年任期。

对于在WTO工作了23年之久的阿泽维多来说，早早地放弃重位要职有着太多的无奈，因为面对着一个功能日益式微的WTO，阿泽维多既找不到任何职业成就感，更难以在多方掣肘中，交出让成员国满意的成绩单，没法干与太难干的焦虑驱动下，只能选择撂挑子不干。

从成立之初的111个成员国，到目前164个经济体的加入，WTO在25年的历史中不仅有效实现了扩容壮体，而且沉淀出了制定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解决成员间贸易争端的三大核心职能。

在贸易规则方面，仅成员国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定》就砍去了全球贸易成本的14%；在贸易谈判方面，仅信息技术产品的成功磋商，就使相关产品出口量提升了三倍之多；在争端解决方面，WTO至今圆满化解了多达580余起贸易纠纷风险。按照英国《卫报》的最新报道，仅过去一年WTO就为成员国带去8550亿美元的收益，每个成员国的GDP平均增加4.5%。

然而，在对外释放出规则引导、谈判诱导以及调停开导等系列能量的同时，WTO也强烈感到三大核心职能所遭遇的羁绊日渐加重，相应的赋能空间被不断压缩，乃至与已经收获到的组织成就相比，WTO在国际贸易重大问题上的发声量所显示出的衰竭程度更为剧烈，甚至边缘化与废置化的危机也在步步逼近。

这里除了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以及知识产权等相关规则上的空白和缺失，折射出WTO创新步履沉重滞后外，多哈回合谈判的流产夭折以及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停摆瘫痪，更是WTO承受功能抑制与撕裂之痛的直观表达。

涵盖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等20项核心内容，并承载着削减贸易壁垒和创造公平贸易环境的多哈回合谈判，最初确定要在五年之内完成磋商目标。然而从成员国的部长坐到谈判桌前的第一天开始，彼此在竞相抢着表达各自观点与主张的同时，围绕着内容指向与政策条款所展开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最终数轮回合下来，除了WTO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收获了《峇厘一揽子协定》这一距离谈判目标十万八千里的微小成果外，其他所有领域与项目的进展，依然封冻与滞留在原来水平。

眼看着谈判无法进行下去了，接下来的部长级会议在多边谈判上不是走走务虚程序，就是转移到其他与设定内容不相干的话题上，多哈回合谈判实质上早已寿终正寝，只是形式上缺少一份WTO的官方声明而已。

被视为WTO“皇冠明珠”的DSB，在角色定位上是“全球贸易最高法院”，按照规定，DSB常设法官七人，并且处理每个案件至少需要三名法官。然而，从两年前开始，七名法官先后有六人因任期届满或者年满退休而离职。按照程序本应及时遴选和增补，但因美国以DSB存在“越权裁决”和“审理超期”等问题为由，多次动用一票否决权干扰新法官遴选程序，导致DSB至去年年底只剩下一名法官。

许多的增量贸易纠纷与新增投诉案例，都不能在DSB那里得到合规审理，世贸组织仲裁机构陷入自成立以来的彻底停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对初次判决结果提出上诉，但最终却得不到终审判决的前提下，败诉方完全有充足理由否决专家组报告，贸易博弈也最终让位和屈服于“丛林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