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闻，中央对立法工作可能在香港和国际社会产生的反应做过系统性评估，并且参考《宪法》和《基本法》的相关内容，以及国际上的类似安排，经过反覆琢磨才决定如何立法。从立法的本质上看，它旨在打击早已行动起来的“勇武”和“港独”份子，彻底打消他们把抗争升级的念头。至于那些在嘴巴上散播无聊言论和纯粹有政治异见的人士或团体，只要不触犯国安法条文，根本与这次立法无关。“纪念六四”游行和其他遵守“一国两制”的政治行为，根本不会受到影响。

《香港01》不厌其烦地指出，将反修例运动无序升级、挑战“一国”原则的政治行为等同玩火，与香港的长远根本利益亦背道而驰。一些人沉溺于所谓“边缘政策”（Brinkmanship），幻想“揽炒”可以迫使中央让步，殊不知只是“自炒”，伤不到内地分毫之余，反而招致中央强力反击。

主动完善国安立法一国两制重回正轨

这次中央为香港政府“代劳”，反映其对港府能否完成任务欠缺信心。明明是香港可以自行处理的事，明明可以借此体现“两制”原则，制订合乎香港习惯和港人认知的国家安全法，但香港的庸官和公务员一再卸责，如此窝囊只会对香港实践“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产生负面影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公布议程后明言，将来出台“港版国安法”后，特区根据《基本法》第23条规定仍然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和立法义务，应当尽早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立法。倘若林郑月娥仍不明白自己“使命未达”，继续推卸责任，难保不会有下一波“被立法”、“被规划”的可能，这并不符合香港人发展更健康的“一国两制”的期望。

但从积极的角度看，中央今次毅然出手并非像一些民粹政客所指，“一国两制”已经完蛋。相反，没有国家安全，央港关系无法良性互动，一切发展无从谈起，这是众人皆知的道理。因此，中央在港府无法自行立法的情况下出手，反而有助将呈现失序迹象的“一国两制”拨乱反正。

香港的问题千头万绪，社会经济困局、政制发展都须排除不必要的干扰、有序地推行改革。社经问题是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的症结，必须由特区政府放弃“积极不干预”思维，就房屋、医疗、交通、教育、安老等问题重订全盘工作规划，逐步实践公平正义；政制改革则是泛民政客和示威者的关注点，但改革必须顾及中央的合理关切，确保选出来的管治者能够准确理解并执行“一国两制”原则。如今中央在堵塞国家安全漏洞后，他们应该回归初衷，在符合“一国两制”和香港利益的原则下，继续为推动政制改革创造适合的环境。

实力悬殊谈何博弈追求揽炒满盘皆输

正如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管治权”、中央港澳体系大调整引发香港社会焦虑一样，现时中央主动为香港的国家安全漏洞立法，同样会引起一些市民忐忑不安，乃至不满愤恨，甚至触发一些示威。但回头来看，“港版国安法”也是香港社会反思自己与中央关系的绝好契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这体现在政治、法律、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一百多年的殖民地经历必定会改变我们的一些认知，这本属无可厚非，但如果蛮横地拒绝现实，只会自寻烦恼。为了自己和下一代，我们不应长时间将头埋在沙堆里。

执迷不悟地追求“揽炒”，参与一场实力悬殊的政治博弈，以赌徒心态寻觅“险中求胜”，满盘皆落索的必定是香港。我们绝不愿意将自己的前途断送，更不愿意跟随无聊政客去争夺一个烫手山芋。香港人是理性和务实的，眼睛是雪亮的，必然对这个城市的宪制地位有恰如其分的认识。拒绝鸵鸟态度，“一国两制”才不会被毁于一旦，才有继续走下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