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教授：如果新加坡的未来必须靠向美国或中国，那将不是一件好事。最糟的情况是，根本没有选择，只好赌一把，猜测哪一方将在冷战或热战中胜出。（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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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  周雁冰

冠病疫情改变了个人、社会、国家与世界的原貌。身处乱世，人们心怀恐惧、愤怒、疑问，也不放弃对未来的希望。

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接受本报访问，剖析时局，也分享乱局中个人如何自处。

冠病疫情肆虐全球，病毒不仅威胁人类生命，更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巨变。因为生命与生活受挫，每一个国家与地区的人民都陷入不同程度的恐慌与失措，须要了解的不仅是如何预防、治疗冠病，还包括疫情对政治、经济与社会造成的冲击乃至动荡。

国际关系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首先在中国武汉暴发，使得中国成为西方世界指摘的对象，加剧了这个自改革开放以来国运不断上升的东方国度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冲突，也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裂痕。

中国与西方世界展开了针对国家治理、全球化、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跨文化辩论。这个辩论更因为互联网媒体的普及，而让各地网民都得以直接参与。这中间既有理智清醒的声音，也不乏仇恨言论与甩锅行为。乱腾腾混战中，人们想要知道个人与国家当下的处境、面对的挑战，以及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联合早报》与华文报媒体集团属下英文电子杂志“ThinkChina”（思想中国），与将过90岁生日的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进行电邮访问，希望从他的人生经验与渊博学识中找到答案。本文英文访问原文刊ThinkChina.sg。

周雁冰（周）：

　 冠病疫情肆虐加剧了全球对中国和华人的仇视情绪和偏见，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则高涨。您怎么看这两种情绪接下来的发酵，包括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感，以及中国看世界与西方的眼光。这对我国——一个华族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赓武教授（王）：

　 我想大多数人会同意，中国领导人最终快速控制了冠病疫情，成功阻断了疫情在中国国内的传染散播；但是世界也知道，这个体制在汇报疫情的严重性方面，反应缓慢，警示被延误，导致宝贵的时间被浪费。

　 东亚人民亲睹欧美先进国家在应付疫情方面的表现不好，相当意外。美国的形势更是混乱，让人难以想象。事态还在发展，我们不知道美国还会如何将疫情政治化，把责任全部归咎于中国，而这个做法又会产生多大的反华情绪。中国国内民众的愤怒有时候会让北京当局反应过度；这样的反应或许会让部分中国人沾沾自喜，但是过度反应对中国在建立友好国际关系方面的努力是无益的。

　我们可以相信，现在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西方已经失去方向，而美国也不配再继续领导这个世界。但就算如此，不表示其他国家认可中国具备取代美国主导地位的能力。中国人表现得越是民族主义高涨，他们的国家对世界来说，也就越没有吸引力。

　 在新加坡，尤其是在英语圈子，华人肯定会被全球仇视华人的情绪所困扰；新加坡政治领袖也会更留心邻国的反应。新加坡华人可以表达对仇视华人情绪的不满，但也要避免反应过度。

周：一般认为，2000多年以来，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国家治理机制，是一个拥有贤能统治者、运作良好的中央集权制。这和西方理想中，一个个人享有言论自由的自由民主国家大为不同。中国这100多年来，受到西方思想的大量渗透，也变成一个市场主导的经济体，您认为中国的这个理想机制改变了吗？疫情会如何影响中国人这方面的思考？

王：至少有两代中国人学会去欣赏现代西方世界给人类提供的宝贵思想，以及西方体制所带来的好处。不过，经历了20世纪长时间的动荡以后，中国人也觉得，源自西方欧洲的民主，对中国国家的发展未必那么重要。

　 大部分中国人似乎都认可把社会秩序与稳定摆在个人自由与政治参与之上的国家政策。他们相信，这是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因此很厌恶被批评说他们在政治上不开放甚至落后。国外某些资深政论者认为，问题出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体制，而不是中国人民身上。这也导致中国共产党加大对人民的监控。

　至于那些对国内许多事情无法苟同，却又深感无能为力的中国人，他们或选择置身事外，或找机会移民海外。但是，我想这个疫情不会动摇中国主流社会对于中国经济最终将会复苏、中国政治体系也将持续下去的信心。

周：西方对自己崇信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体系向来深感骄傲。许多人认为这是赋予西欧与美国创造与创新能力的原因。但是在疫情蔓延以后，同样的价值与体系却显示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有些人认为，疫情将导致西方思潮的某种改变，甚至是西方主导世界的衰败。您怎么看？

王：我同意西方在面对自己文明的险境的时候，表现出极大的创意，但是中国在过去100年面对西方挑战时，也极具创意。不过，他们尝试创造的，与西方追寻的现代“普世主义”思潮发展不一样；很大程度上他们正从自己的历史里面去寻找灵感。

　 如果中国成功找到一条通向繁荣与独特的道路，给世界另一种选择，美国以及西方世界就会把中国看作是对其主导地位的一种直接而根本的挑战。那些感觉被威胁的人，将竭尽所能阻遏中国。我想这是很多中国人对美国领导人的看法，相信美国人正准备这么做。

　而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犯了不少严重错误，包括允许资本主义肆虐，主宰全球化的进程。这引来美国国内不少人的消极反应，选择背离自由主义的理想，使得美国的盟友国陷入混乱，也使得西方的霸权地位受到质疑。但是就算西方进入相对衰退的时期，也不表示中国会从中受益。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中国所提供的另类思潮和远景是否具公信力，对那些对西方所象征的一切抱有怀疑的人来说，是否更具吸引力。

　 而这段期间，世界经济有可能陷入脱钩状态，或者变成一个多极的世界，没有领袖也没有共同价值观。这将严重动摇过去几十年来，协助亚洲多个经济体茁壮成长的全球化经济。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接下来的几十年，国家领袖将须致力于如何阻止国家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变得贫困。

周：尽管中国成功阻断了冠状病毒在国内的传播，国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却陷入了关于中国国家治理与社会言论自由的辩论。有些人认为中国包括官方、媒体、社会已经深陷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泥沼，却缺乏属于一个国家的话语和关于本国的陈述。在一个个人还欠缺话语权的社会，中国要怎么梳理树立国家的话语权？

王：这个问题包含了太多深刻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可能的。首先，中国的知识分子过去曾经有机会改变并创造出不同于其古老传统的新的可能，许多人彻底地转向西方寻求答案。但是中国政治的本质，无论是在皇帝、军阀、民族主义者或者是共产主义者的统治下，都植根于中国历史，以至于没有任何个人或知识分子群体能够提出一种可让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的新视野。

　 最后，多数人似乎也接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与政权的合法性与事实，也看到了它的能力，为一个复兴中的中国带来秩序与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仍然享有各种各样的小自由，但总是缺乏那种容许有组织的团体去挑战政权的自由。

　但是，一旦领导人对政权的稳固性感到不安，社会言论自由的空间将大大减少，这将是对国家创造力的一大障碍。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不少中国人都曾为坚持原则挺身而出，但这些人后来的遭遇，尤其是在近几年，却导致其他人却步。

　 疫情对中国仍然构成威胁，因此政体并没有感到稳固安全。不幸的是，美国试图将疫情散播全球的全部责任归咎于中国。这只是正在进行的贸易战的一部分，而贸易战极可能会在未来好几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障碍。中国人现在将它视为一种长期威胁，这将无助于那些有意为个体寻求更多自由，以建立个人话语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