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关美国正在为大流行病做准备的信号——包括采取实际行动准备应对——都被阻止。

“贾里德（库什纳）一直辩称，检测太多人或者订购太多呼吸机，会吓坏市场，所以我们不应这样做，”经常与特朗普交流的一名心腹说，“这条建议对他的影响远远超过科学家们的说法。他觉得他们总是喜欢夸张。”

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斯蒂芬•摩尔(Stephen Moore)定期与特朗普交流，而且是特朗普的竞选顾问。他表示，3月初的情绪有点忘乎所以。“当时经济蒸蒸日上，股市开足了马力，就业报告也棒极了，”摩尔说，“形势简直太完美了。没人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病毒。它就像流星或恐怖袭击一样击中了我们。”

特朗普身边的人喜欢把这场疫情与9•11恐怖袭击相比。在基地组织(al-Qaeda)准备袭击世贸中心双子塔时，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错过了危险示警。但他只在袭击发生几周前被明确警告过一次可能有一场阴谋。据报道，布什对向他做简报的人说：“好吧，你该做的都做了。”

在某个时候，美国国会可能设立一个类似9•11委员会的机构，调查特朗普对新冠疫情的处理。调查将发现，在总统每日听取的简报中，联邦科学家们、卫生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亚洲事务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商界的朋友们和整个世界，都曾无数次警告过特朗普这场大流行病的威胁。任何报告都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数以万计的死亡本可以避免——即使现在特朗普仍在推动各州“解除”封锁。

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公共卫生学者格雷格•贡萨尔维斯(Gregg Gonsalves)说：“这就好比我们提前几个月就知道9•11袭击将会发生，但未对其做任何准备，接着在袭击发生几天后又耸耸肩说：‘哦，好吧，现在我们也做不了什么。’特朗普本可以阻止出现大规模死亡，但他没有。”

公平地讲，其他民主国家——尤其是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浪费了时间，未能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性疫情做好准备。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都一样可能受到华盛顿内斗的掣肘。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美国疾控中心一直是事故和差错频出。该机构花了数周时间尝试开发一种倒霉的检测试剂，但当时它完全可以直接从德国进口世卫组织批准的检测试剂盒。德国自1月底以来一直在生产这种试剂盒。“美国疾控中心步步都失策，”特朗普政府一名前高级顾问说，“由于美国疾控中心的种种失误，我们没能掌握这种疾病传播的真实情况。”

不过，这里特朗普的印记再次清晰可见。是特朗普选择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来领导美国疾控中心，尽管人们普遍对这位前军官有争议的记录提出了警告。上世纪80年代，雷德菲尔德领导五角大楼应对艾滋病。措施包括在所谓的艾滋病酒店隔离疑似患上艾滋病的士兵。许多检测呈阳性的人被颜面扫地地开除了。有些人自杀了。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雷德菲尔德认为艾滋病是一个不道德社会的产物。他多年支持一种被大肆宣传但在试验中遭到质疑的药物。那次失败导致他在1994年被免职。

多次报道流行病的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得主、科学记者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表示：“雷德菲尔德大概是你能想到的在这个时候领导疾控中心的最糟糕的人了。他让自己的偏见干扰科学，而这在疫情期间是你承受不起的。”

疾控中心的问题之一是坚持研发自己的检测试剂，而不是进口外国试剂。众所周知，传染病专家、现在家喻户晓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厌恶雷德菲尔德，同样雷德菲尔德也厌恶福奇。这意味着疾控中心和福奇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没有达成共识。肯尼斯•伯纳德(Kenneth Bernard)博士说：“你最不需要的就是科学家们在流行病爆发时斗来斗去。”伯纳德曾在2004年建立一个白宫大流行病防控部门，但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执政期间被取消了，后来又在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发后重启。

试剂盒的缺乏意味着科学家无法掌握美国疫情快速传播的全貌。疾控中心被迫只对“接受医学观察者”（指的是那些与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或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在不到6英尺的距离内接触过的人）提供检测。多数检测请求都被拒绝了。很少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符合这两个标准中的其中之一。当时，几个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德国、台湾和韩国，可以现场检测，包括在免下车检测中心——这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缺乏的一种选择。

上述前顾问表示：“你每天都乘火车或地铁通勤去纽约，你生病去了诊所，他们却拒绝给你做检查，因为你不能证明你和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在6英尺以内距离接触过。而在之前两周，你可能已经与50万人接触过了。”

检测受到的限制缩小了选择范围。汤姆•博塞特(Tom Bossert)表示：“一旦任何社区达到1%的感染率，对于非药物干预就为时已晚了。”他曾领导后来解散的白宫大流行病防控办公室，直至2018年被特朗普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驱逐。

到3月11日，也就是特朗普访问疾控中心仅仅五天之后，现实开始渗透进来。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次直播中，特朗普禁止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赴美旅行，这比他今年2月对中国实施的部分禁令进一步扩大。两天后，他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然而，即使在那时，他仍然坚持美国在领导世界。他说：“我们做得很好，因为我们行动迅速。我们行动很早。”

然而，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特朗普脑海中突然闪现了一些念头。特朗普在3月16日引用了他与一个儿子的通话：“很糟糕。很糟糕……他们认为8月（疫情才会达到顶峰）。可能是7月。也可能会更久。”

11天后，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感染了新冠肺炎。这几乎要了他的命。那是约翰逊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许多人希望特朗普也有类似的转变。就算他有转变，也不长久。接下来的一周，他说美国应该在4月12日复活节重新开放。摩尔说：“我是建议他把这一天定为‘复活日’的人士之一。当时我告诉了他我现在的想法，即这次封锁造成的死亡和痛苦比疾病本身还多。”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