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三年半前，在一段现在看来仿佛是一个更早的历史时代的时期，我开始痴迷于世界末日的想法。

气候灾难的前景日益迫近，全球政治秩序结构开始分崩离析，在我看来，一些无法估量的黑暗正在未来的地平线上聚集。

陪儿子坐在沙发上看友好的拟人化动物的卡通片时，我偶尔会在我的Twitter信息流里看到一篇新闻报道，或是关于又一个物种如何走向了灭绝、或是关于一块相当于曼哈顿下城大小的冰刚刚从极地冰盖上脱落、或是关于具有抗生素耐药性的疾病发生了可怕的扩散，我会看着我儿子的后脑勺和他柔软、纤细的脖颈，为他被推进这样一个世界深感内疚。

即使在最好的日子里，我也是个颇具天赋且花样百出的灾变论者，我能够在任何状况下做出最巧妙的可怕预测。轻度恶心？胃癌四期。2.5万英尺高空的一点正常颠簸？“起飞后不久”和“无人生还”这些字眼就在我脑海中争先恐后地浮现。

因此，以我的本性，我想象不出一个并非黑暗到让人无法忍受、也并非与我希望让我儿子生活的那种世界格格不入的未来。

然而，当一名作家的好处之一是，你总能将情绪转移到作品中，强行征用你的焦虑与恐惧，并使它们服务于创造性目的。

据我所知，弗洛伊德(Freud)将此定义为“升华(sublimation)”。我认为对我而言，升华就是我一直执着地痴迷于世界末日，并最终为此写了本书。

我非常爱看YouTube上末日准备者的视频，我花了大把时间看这些末日准备者——大多是身材魁梧的美国男性，他们好像总是叫凯尔(Kyle)或布伦特(Brent)——谈论如何通过“战术性生存技能”度过灾难，如过滤水、明智地囤积食物，保护家园不受“掠夺者”袭击等等。

我痴迷地在各种猜测文明崩溃前景的专门论坛上潜水。我用超出合理程度的时间考虑以下种种可能——生态灾难、核战争、流星撞击、恐怖主义黑客摧毁电网、全球范围肆虐的大流行病。

我意识到，这段讨论的确凸显了某种戏剧性的讽刺。听着，我和其他人一样喜欢有一点戏剧性的讽刺。但事实是，我这本书在这个月出版，这个时机实在是太巧。你不敢把这种情形写进小说，因为那样的话，即使最宽容的读者也会把你嘲笑到无地自容。

三周前，快递员戴着口罩来到我家门口，递给我一个盒子，里面是由我的美国出版商寄来的30本我写的《末日启示录》(Notes from an Apocalypse)，我戴着一副塑料手套打开了盒子。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书能及时出版，但我觉得只要还有一定的时效性就行，比如书店还开门的时候。

回顾过去，在某个层面上，我对世界末日的痴迷非常有利于头脑清醒地进行理性分析。在理智上，我明白，大动荡及不确定的时期会引起人们对世界末日的广泛关注。

但在另一层面上，那种痴迷似乎完全是不理性的：这些灾难的景象，似乎是我内心深处不安的折射，也是不确定的、混乱的历史时刻的表现。

我如痴如醉地看那些末日准备者的内容，但我对他们的态度却很复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代表右翼、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所以他们应对文明崩溃的方式是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家人和财产。

对他们来说，尽管直接的危险可能来自病毒的爆发或核打击，但真正的威胁似乎总是其他人及社会本身。

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社会是一个由行为规范组成的脆弱结构，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土崩瓦解，而人类活着的真谛归根结底是为了自己。

然而，我却忍不住认同他们关于人类在灾难面前很脆弱的看法，认同他们在一个不确定和动荡的世界中得到保护的渴望。他们的焦虑走上了一种不同的、以意识形态为指导的道路，但其根源却是和我一样的不安。

最后，为推进我那令人怀疑的“升华”计划，我决定放下笔记本电脑，走到外面的世界，寻找那些末日焦虑的表现。

我去了南达科他州的大草原。在那里，一位专营豪华地堡的房地产企业家正试图创建“全球最大的生存社区”。我去了新西兰，这个国家被彼得•蒂尔(Peter Thiel)等硅谷科技亿万富翁视为文明崩溃时的一处避难所。

我参加了切尔诺贝利禁区(Chernobyl Exclusion Zone)两日跟团游，想看看一个劫难过后、人类绝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一场关于火星殖民的会议，人们在会上表达了他们的信念：人类需要一个“后备”星球。

我沉浸在世界末日的幻想史、以及世界末日的文化表征当中，常常到了我感觉自己快要被淹没的地步。（我无法告诉你们这段时间我看了多少遍《人类之子》(The Children of Men)，但我能告诉你们，我清楚地记得妻子站在客厅门口，怀疑且关切地问我：“你又在看《人类之子》吗？”）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场内部冲突，这场冲突有可能最终无法挽回地将我逼疯。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主题的探究方式就是让自己设身处地地去感受目标，即使那个目标就是我的焦虑所在。

但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人，我感到刻意屈从于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或许不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