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以来，随着2019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欧美，以及西方国家与中国围绕疫情发生的争端，和越来越明显的中西“脱钩”倾向，关于疫情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及全球化未来走向的讨论，在政策界与学术界不绝于耳。

笔者在其他有关评论文章中，专门讨论过疫情导致短期内中西方局部“脱钩”的可能性与有限性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判断：从中长期看，中国的战略选择是决定全球化未来走向的核心因素；中国未来也会作出正确选择，促使全球化进程重回正常轨道。

中国战略选择决定全球化走向 

从中长期看，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全球化的未来命运如何？对经济与社会发展大势进行预测，本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太多，既有客观、外部因素，也有主观、内部因素。

笔者认为，决定中国是否能继续融入全球化的关键与核心因素，不是中国的客观外部因素——外部世界有意愿接纳中国，并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且承担更大领导责任的方式有一定期待；而是中国的主观内部因素，即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以何种方式融入国际社会，并承担更大领导责任。

笔者同时认为，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不仅将直接决定中国是否继续融入全球化，也将决定全球化的未来。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具备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潜质，以及决定未来世界格局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是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存在巨大体制差异的唯一经济体，因而中国的选择，将直接决定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之所以说外部世界有意愿接纳中国，是因为过去70年，特别是最近40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当然，外部世界的接纳，也是伴随着期待的。不同国家，对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承担更大领导责任的方式，肯定有着不同的期待。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主要是三方面：一是经济运行方式更加市场化；二是社会管治方式更加开放化；三是对外交往更多地奉行国际主流价值观。

上述第三个方面（外交），实际上是前两个方面（内政）的延伸。不少人认为，一国的内政与外交，应该严格分开。实际上，一国内政与外交是密不可分的；外交既是内政的延伸，也会反过来影响内政。这既是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常识，也是历史与现实的真实写照。

国际主流社会的这些期待，在1970年代末中美建交时，虽然没有明显表露出来，但与中国当时刚刚开始的改革开放，和邓小平当时对美国与日本的划时代访问，是不谋而合的。1990年代末与200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则公开表达了这些期待。

过去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国际主流社会的意愿、期待与中国自身的意愿、选择相互磨合的进程。两方面磨合得越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整体关系就越融洽，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就越顺畅。反之亦然。

中国现在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之后，中国官民双方对于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过去40年成就的核心来源、下一步该怎么走，到底应该具备怎样的认知？

如果中国认为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是正确的，过去40年的发展成绩是积极借鉴国际主流社会通行做法、改革自己的原有弊端所带来的，下一步的路径选择，就是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实现自己的繁荣与富强，并按照国际主流社会期待的方式，承担更大的国际领导责任。

相反地，如果中国认为国际主流社会的期待本身就是不正确的，甚至国际主流社会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都是不合理的，自己过去40年的发展成绩，来自于自己有别于国际主流的一些特殊做法，并巧妙地利用了外部资源，下一步的路径选择，就是坚持自己的特殊做法，甚至利用过去40年所逐步积累的实力，将自己的特殊做法推广到外部世界，挑战并改变自己认为不合理的现有国际秩序，争取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承担更大的国际领导责任。

以上两种不同的认知与路径选择，在中国官方与民间，都有广泛的基础。哪一种认知、哪一种路径选择，是方向正确并现实可行的，会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更加融洽，会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并承担更大的领导责任，会更加有利于中国自身与全世界呢？

过去两年的中国外交与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已经为中国人提出了这个严肃的问题。此次的冠病疫情，只不过是再次将这个问题，以更加紧迫的方式，提到了中国人面前。中国怎么走？全球化何去何从？不是取决于世界，而是取决于中国。球，在中国这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