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国际化

改革开放无疑促成了中国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直到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都是相当国际化的。就投资贸易开放度来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更加国际化。

人们的心态则越来越内向，即“向内看”。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因为国家的快速崛起，人们对国家的崛起变得无比自豪。同时，经过那么多年的开放，很多人看到西方的体制原来远非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不过如此”。这无疑是积极正面的。

但是，人民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并不十分了解这成果是如何得来的，国家是如何崛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国家的崛起，是中国人民辛苦劳动得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中国和西方互动的成果。如果没有西方的“拉”的一面，中国尽管也会最终崛起，但崛起会困难得多。

没有这个认知，越来越多的人就骄傲起来。在一段时间里，“超越西方”的声音盛行，人们相信西方已经衰落，中国已经全面超越西方。当然，也有很多人开始当西方的“老师”了。

但是，一旦面临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而物质（尤其是技术）面受到西方大力挤压的时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力量更倾向于内部化。人们不是像从前那样选择和西方互动，向西方学习，而是开始“抱团取暖”，通过团结内部力量来应付恶化的环境。这自然也符合行为逻辑，但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冠病疫情发展至今，很多人的行为就是如此。民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导致社会内部的急剧分化，每个人的意识形态认同都是“旗帜鲜明”，“自己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犹如井水不犯河水。围绕着《方方日记》和其人其言的种种争论，使人想起了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攘外必先安内”场景。

儒家社会本来就比较保守，比较内向，所以儒家社会的国际化很不容易。在东亚，日本和之后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现在都是高度国际化的社会，但这些社会的国际化都是人为的结果。这些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典范，而精英是高度国际化的。因为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之后，这些社会属于西方阵营的一部分，因为精英了解这个西方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也努力促成社会和国际的接轨。

但今天的中国似乎不是这样。不难看到，被视为最了解国际形势和西方世界的精英，都变成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一群，他们不去引导民众，而是主动屈服于、甚至诉诸民粹。如此，其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很多官僚部门不作为。人们忘记了，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而且经济深度融入国际，实际上，“国内”和“国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线；也就是说，内部发生什么都会对外部产生巨大的影响。人们不禁要问，无论是地方政府官员还是从事“战狼式外交”的人们，他们在说话做事的时候考虑到外部影响吗？可能没有，更有可能的是把中国当成了世界。否则，如何解释这段时间里频繁发生的外交事件呢？

精英部门是这样，民间更是如此。实际上，精英和民间是互相强化的。在自媒体时代，商业民族主义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投入到“爱国主义”这一蒸蒸日上的行业之中。媒体操作和资本逐利可以理解，但管理部门为什么也不作为？如果说对政治上敏感的媒体与人能够有效管治，对类似“xx国想回归中国”那样愚昧无知，又能产生极其负面国际影响的的言论，难道不应当进行有效管治？

一旦有了“退出”世界的心理，人们与世界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和世界隔离的心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厚。以至于一旦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人们犹如“外星人”，不知道如何与世界沟通，更不知道与世界沟通什么。自然，世界也并不认同走出这堵又高又厚的墙的人们了。

“我就是世界”离封闭不远

从经验来看，如果有了“我就是世界”的观念，离再次封闭也就不远了。历史上就存在过，笔者称之为“明朝陷阱”。明朝有一段时间，无论从国家能力（例如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是社会能力（例如反映民间海商力量的所谓“倭寇”），在当时都是天下第一。但在“天朝什么都不缺，哪用得着开放”的心态主导下，明朝实行海禁，最终使得中国失去了海洋时代。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遗产，闭关锁国，直至近代被西方彻底打败。

但这并不是说，再次封闭是必然的。其实，自始至终，并非整个国家都骄傲了，也有清醒的社会和精英群体存在；尤其重要的是，领导层一直是清醒的。早期，领导层的清醒表现在和西方世界进行“求同存异”的互动，他们不仅发现了和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更发现在一些共同价值观上，也是可以和西方讨论对话的。

在一段时间里，中国和西方也进行了价值观（包括民主和人权等）的对话。尽管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中国本身也具有和西方不同的价值系统，对话可以，但并不能互相取代。但这种对话本身很重要，因为它指向人们心态的开放。

这些年和西方世界的对话因为各种原因少了，但领导层在一如既往地全力推动全球化。很显然，领导层对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具有清醒的认知。就以人们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来说，中国所处的现实仍然严峻。被视为处于衰落之中的美国仍然遥遥领先，处于第一梯队，欧洲国家和日本处于第二梯队，而中国仍然处于第三梯队，甚至更低一些。

考虑到中国目前所处的地位，是前面所说的中国“推”和西方“拉”的结果，也就是西方技术在中国的扩散效应，中国如果要成为制造业大国，还须有30年的时间。简单地说，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能够生产大量的整装产品，中国的很多产业仍然停留在组装阶段，中国的整装产品少而又少。

无论美国和西方如何对付中国，中国不会停止发展，更不会灭亡。不过，随着西方的“挤”和中国的“退”，中国再次封闭起来是有可能的。曾经被拿破仑称之为“东方睡狮”的中国，会不会刚刚醒来不久之后又睡着了呢？没有人可以对此掉以轻心。这自然也考验着这一代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