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后冠病时代的两种可能(2)

时间:2020-04-25 07:4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第三,冠病疫情进一步刺激了种族主义的复兴,加剧了不同种族、文化和国籍民众之间的隔阂。不仅仅在经济上,冠病疫情在思想意识方面同样成为民粹主义、本土主义的“神助攻”。疫情的跨境蔓延让“以邻为壑”有了更理直气壮的理由。

以白人为主的国家国民对华裔的普遍歧视甚至暴力对待,揭示了“政治正确”敷衍下种族关系的脆弱、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香港许多本土派民众强烈要求的对大陆“封关”,可见同一种族内部的本土排外情绪多么强烈;中国大陆民众对在华黑人群体普遍而强烈的敌意,则是中国人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强盛的又一次体现;最近曝出的德法边界一些德国人对法国人的歧视言行,也反映了即便高度发达、长期受平等博爱思想熏陶的地区,种族隔阂的阴魂也时刻飘荡着。

相比之下,反对歧视、呼吁团结的声音是相对乏力的。或许,在各国内部,反歧视和多族群的团结还有一些成效,但不同族群国家/政治实体之间,互谅的呼声难敌对立的鼓噪。在有信息封锁的国家,阴谋论、“家丑不可外扬”的论调非常流行,如中国大陆大批人(其中不乏社会精英和既得利益阶层)对“方方日记”的大张挞伐,将丑闻外传视为“通敌卖国”,背后就有无差别敌视外国人的思维作祟。

这一切自然不会因冠病疫情遏制而消失,只是如国际关系中的种种残酷一样,相对的潜藏起来。而种族歧视及衍生的暴力(包括社会结构性的暴力、冷暴力),将给各种族民众心中留下长久的伤痛记忆,埋下仇恨的种子,生根发芽为未来的更多种族矛盾和文化对立。

总之,相较于冠病疫情暴发前,疫情结束后各国在对外经贸、国际政治参与等方面都会有所收缩,各项政策会呈内敛趋势。而不同国家或种族的国民之间的歧见,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加剧。

危机时的团结合作,只局限在一些微观的技术领域(如医疗和科技),而中止交流的领域则非常广泛;疫情后国际交流比疫情前更加热络还是冷清不言自明。各国反全球化、鼓吹民族主义、本土主义的力量也会越发得势,并会积极谋求保留疫情期间各种“闭关锁国”的措施。疫情的影响及疫情期间各项政策的惯性,都不会在疫情结束不久就戛然而止。

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团结合作的重要,但在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博弈中,排外、短视,总是下意识的选择。民众出于自保自私心理、各国政客为了取悦多数和社会稳定,“本土/本国优先”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各国各地各人的行事原则了。

当然,冠病疫情对经济、国际政治、种族与文化等问题来说,都只是一个关键的变量,而非长远变化的决定因素。例如经济方面,究竟是走向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已被各国不同的经济政策、政治安全、社会思潮、国民利益,撕扯了很多年,不会因一场疫情而有180度的转弯。冠病疫情再严重,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在影响时间和程度上都不乏有限性。

但无疑的,未来五至十年,国际关系的各领域都会不同程度受到这场冠病疫情的影响,在中短期时间内塑造着新的国际局势。与疫情暴发前相比,相对封闭而非开放、更多隔阂而非合作,将是疫情结束后,世界相当一段时间所处的状况。

产业链的断裂、国家间的对立、种族冲突的伤痛,都不易重接、弥合、抚平。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战争与疫病,都在造成直接创伤的同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遗留问题,这次冠病也不例外。人类是不幸的,从古到今历经无数灾难;人类又是伟大的,总会在灾祸后站起来,再次出发走向光明。

但愿这次疫情后,各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早日意识到“合作共赢”的老生常谈确是金玉良言,积极修复在经济、政治、思想意识、文化与族群等领域的断链与创伤,让世界回归正常、走向新生。

作者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撰稿人

国际政治研究者

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战争与疫病,都在造成直接创伤的同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遗留问题,这次冠病也不例外。人类是不幸的,从古到今历经无数灾难;人类又是伟大的,总会在灾祸后站起来,再次出发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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