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强调封城措施剥夺了人们移动的自由与带来的痛苦、武汉出身者受到歧视、封城解禁后可能带来上海等大城市疫情再流行的危险，并间接引述美国情报机关的分析，怀疑中国当局隐瞒感染者与死者的数字。同篇社论还指出，中国当局对其抑制疫情感染的成果不该自夸自赞，而应该积极地公开其封城效果的科学数据，及对社会产生影响的相关信息。

后者则直截了当，对“旨在成为海洋强国的中国霸权主义的行动”表示不能忽视，主张“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确保亚太地区持续保持稳定”。社论的结语着重指出：“安全保障相关法实施已过四年，日美两国的部队正在深化合作，怎样促使自卫队做好掩护在训练中的美国军队的‘防护美舰’工作，或者为美国潜艇补充燃料，提高共同应对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换句话说，从日本“国益”的角度出发，《读卖》将日本的角色定位为协助美国的“防护美舰”的好伙伴。从这角度来看，紧跟着“唯美国马首是瞻”国策走的主流传媒，也许不会认为“看美国脸色写文章”有什么过错或“没出息”，而是将之视为当今日本发展的大战略。

针对日本这一发展战略的思路，一名资深保守论客4月初在《读卖新闻》头版专栏“阅读地球”中，就说得更加清楚了。

抨击“中华思想” 鼓吹“中国威胁论”

在题为《中国的威胁/加强日美同盟的抑制力》的长篇政论中，该名商界出身、也是官方智囊的评论家，先是指出今年是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约（由时任首相岸信介，即安倍的外祖父一手推动和完成）的60周年，也是之后日本享有“无与伦比的和平与繁荣”的60年。

他表示，在美苏冷战对峙时期，正是在美国军事力的保护伞下，日本得以确保其安全。接着，则强调今日日本面对的新的威胁，是来自正在抬头，“以中华思想为行动原理”的中国。他同时将自古以来“中华帝国的本能”定性为“通过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维吾尔族与西藏族居住的地区扩大其支配力。”

不仅如此，这名长期以来热衷于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财经界人士，还强调中国对外的膨胀已远达柬埔寨等国家，并企图支配台湾。他指出，中国还将矛头指向尖阁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冲绳和西太平洋，试图扩大其影响力。

他同时表示，今天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已从欧洲和大西洋转至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而位于太平洋西端的日本如何建构其安保体制，应对同样在此地区的中国，是21世纪日本面对的重大课题。他认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日本除了坚持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共同分担遏制中国的任务之外，别无其他的出路和选择。

奉行“美国第一”不碍“日美同盟”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路线，随时都会抛弃日本的顾虑，这位保守政论家的看法是：在历史上美国向来就是奉行其国益至上的路线，不足为惧。二战之后已成为世界霸权国家的美国，为了其国益更在各地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

也正因为如此，在国际政治舞台移向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此刻，无论是从价值观或者地政学的战略角度考量，美国断定不会放弃在日本列岛上继续驻军的部署。他强调，在日美中的三角关系中，不可能有“日美两国对抗中国”之外的任何图样。

他强调，日本应该强化其对美军宇宙空间系统的抗攻击能力的贡献，参与美国的月亮女神登月计划等。与此同时，也可探讨日本拥有单独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的课题。

认真分析，这名保守论客在《读卖新闻》提出的强化“日美同盟”关系，并发展日本自卫队太空作战力量的建议，实际上早已是安倍政府近年来积极推行的一大军事战略。今年1月19日，在现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约60周年仪式上，安倍就着重指出，“作为守护宇宙、网络空间安全与和平的支柱”，日本有责任强化“日美同盟”，明确表示今后将加强日本对美国军事同盟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安倍在国会施政报告中宣称，将于今年内正式建立“太空作战部队”，更说明了日本急于参与美国太空战略部署的意愿与决心。至于其共同假想敌，日媒都清楚表示是指在此领域快速发展、正在崛起中的中国。

了解了日美两国借“日美安保条约”改约60周年进一步深化军事合作的部署，及日本保守阵营坚持“日美对抗中国”基本图示不变的战略，不难想象中日关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处于不可乐观的境地。

舆情诱导的虚像与实像

当然，在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对其亚洲忠实小伙伴的利益毫不照顾的情况下，东京偶尔也会闹闹小情绪，高举“政经分离”的旗号，玩玩国际政治擦边球的游戏，从而给中日双方留下一定的外交空间。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双方珍惜此空间是对的，但也许不宜过多的想象和解读。

针对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一直无法搞好关系，忙于为东京当局排纷解难的日本中国通和大众传媒，近年来都倾向于把问题的焦点引至“两国国民感情”（主要是归咎于中国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弦外之音是，只要两国国民感情“好转”，两国之间的不少难题便会迎刃而解。他们建议加强对中国的“文化交流”工作。

但仔细观察这回冠病疫情暴发以来两国舆情的走向，不难发现如下的特征和现象：尽管两三个月来中国官民一度掀起日本颂赞热，其间也穿插了一些“美丽的误会”，包括将旅日华人华侨对疫情受难民众的支援，也都全归于日本的善意，但正如前面所述一般，日本舆论界并未有相应的热烈反应。说得具体些，长期以来日本主流媒体对华报道倾向于夸大负面材料的姿态，似乎未有改善的征兆。本文开头部分引述的日本主流媒体“过激言论”引发北京报章的论战，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不少在传统上认同“中国威胁论”，或对中国历代王朝的“朝贡体制”不以为然的日本中国通，其诸多言论往往摆脱不了他们固有中国观和中日关系观的框框，更无助于两国的“接近”和“合作”。日本报刊、电视新老中国通经年累月近乎一边倒的“划一性”言论，说明了这一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日美安保条约改约60周年、两国军事同盟进一步强化的背景下，中日关系要有真正的突破，恐不容易。冠病疫情暴发初期、东京在忙于筹办2020奥运会时是如此，在日本疫情加重、列岛进入紧急状态，当局无暇顾及邻国外交的此刻，也没有两样。

（作者是新加坡学者，中国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