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卖新闻出息点，莫看着美国脸色说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以报道国际时事为主的《环球时报》，一周前社论的醒目标题。

与两三个月前中文媒体（特别是自媒体）一度过热的“日本举国支援中国抗疫论”“山川异域，风月同日”汉诗颂赞潮，或者近年来北京对日本动向反应的“自我克制”（日本媒体语）相比较，《环球时报》社论的这一标题不能不说有些突兀。

日本发行量最大的亲官方报纸《读卖新闻》缘何激怒了《环球时报》呢？原来该报驻华特派员、中国总局局长竹内诚一郎不久前写了一篇题为《“不能道歉政党”的自作自受（按：日文原文为“自绳自缚”）》，颇具激情的专栏文章。

特派员出格言论激起摩擦火花

所谓“不能道歉政党”，不消说，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至于“道歉”，无非是要中国政府为这次冠状病毒疫情负责和认错。不仅如此，这位京都大学中文系出身、曾留学中国学习汉语、二度出任北京特派员的《读卖》中国总局局长还语带讥讽，挑战北京政权的合法性。

他写道：“共产党体制，当然不是像王朝那样受托于神，也不是通过选举而获得民众的信托。支撑其正统性的，就是不犯错误统治的所谓‘无谬神话’。‘（他们）对承认错误可能会导致体制的崩溃（党干部语）’有着强烈的敏感反应。”

目睹中国因信奉“无谬神话”而陷入“自绳自缚”的境地，这名日本特派员在文末表示，“作为密切关注这国家发展的见证者的一员，我感到悲哀！”

换句话说，《读卖》的中国通记者不仅将这次疫情简单地归结于中国，要中国道歉和负责，将中国当局定性为“不道歉”的政权，并进而指出这是中国社会体制的“特征”和对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和挑战。

从《环球时报》的角度来看，如此这般粗暴的言论，不仅是抹黑了中国，还有急于站队支持华盛顿发起的“中国责任论”的舆论战之嫌。为此，社论写道：

“竹内先生应该有更高的思想格局，把真实的中国抗疫写给日本民众，告诉整个西方，而不是罔顾事实，看着西方老大美国的脸色写稿子，在中日之间制造新的矛盾和冲突。”

社论最后呼吁《读卖新闻》“请多有作为日本人的精神和思维独立，多有一点作为日本人的骨气。”

显然，在《环球时报》看来，这篇专栏文章除了攻击中国社会体制、否定北京政权合法性的出格言论之外，其要害有二：一是欠缺“对事实的起码尊重和对逻辑、公理的应有恪守”；二是“看着西方老大美国的脸色写稿子”。

有关第一点，这是关系到《读卖》记者对“事实”的认知与对“逻辑”或“公理”的判断。有关第二点，则与《读卖》的编辑方针或记者的价值观密不可分。前者见仁见智，姑且不论；后者事关日本主流媒体（人）的“中国观”“中日关系观”，乃至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格局的“国际观”，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的探讨。

“守望相助”的“温差”甚大

《环球时报》对日本记者有关疫情的评论之所以感到惊讶与失望，原因之一也许是因为对较早时日本官方“以举国之力援助中国”（自民党干事长二陛俊博语）的表态，及对部分日本民间捐献防疫器材的热情，有过高的期待与评价。当时不少华文媒体都对日本官民释放的友好言行给予最大的掌声和赞赏，努力营造两国朝向对话、“守望相助”的睦邻之道的气氛。

不过，平心而论，与中文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热情洋溢的报道姿态相比较，正如不少中国专家已察觉一般，日本的大众传媒并未有相应的反应，两者存有一定的“温差”。

确切地说，以“国益”为至上的日本主流媒体在疫情初期，正如安倍首相一般，当时最关心的是如何确保原定7月举办的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及如何争取中国官方强有力的支持，并吸引大量中国旅客前来观赛和消费。

这既是安倍内心的经济小算盘，也是安倍试图借此东风，猛撞明年9月“四连任”（四度连任自民党总裁，保住首相宝座）大关，进而完成其修改宪法大业之政治大算盘。安倍与自民党议员罕见地各掏5000日元（约65新元）捐助中国，金额虽然不大，倒也反映了东京对中日友好“大局”的重视。但从实质意义来看，日本官方或者是主流媒体，丝毫并未改变其对国际格局（特别是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基本思路。

实际上，就在《环球时报》针对竹内专栏文章批判的前一两天，《读卖》就一连发表了题为《武汉隔离／封城教训留下的课题》和《日美安保协力/感染危机也得加强抑制力》的两篇令北京不悦的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