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制度历史悠久

我们不知道欧洲和美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摆脱目前的局面。2019冠状病毒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除非所有国家都安全，否则任何国家都不安全。即使欧美控制住了疫情，向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世界其他地区蔓延的病毒，还是会持续威胁每个人，直到找到能给所有人接种的有效疫苗。

中国所做的，其他国家难以效仿。中国独特的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独有。两千多年来，老百姓心目中的理想，是拥有一个运作良好、由贤明君主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反复修建长城以保护国家免受外部有害影响，这是它的强大之处，也是其巨大的弱点。

冠病直接影响的是公共卫生，长期则会影响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在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十多年后，另一场衰退或许即将到来。一些人担心这次情况会更糟。政府注入流动性和暂停合同义务的努力，只能暂时纾困。最终，过度负债的问题将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解决。过度负债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向全球体系注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所造成的。

随着公司倒闭对其他公司和债权人产生连锁效应，收拾这个金融烂摊子可能需要数年时间。饱受苦难的人是如此之多，对穷人的影响更是特别大，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结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质疑。一些国家将会出现社会动荡。弱者会就此垮掉，成为历史；强者会变得更强大，并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领先国家和公司的排行榜将再次发生变化。

在美国，混乱的冠病应对方式，正在成为即将到来的大选的一个关键议题，并促使新领导人的涌现。在欧盟，冠病正在最大限度地考验欧洲的团结。如果印度的冠病疫情变得更糟，其喧闹的民主将面临重大压力。在中国，一开始对共产党构成威胁的冠病，反确立了其领导地位，至少到目前是如此。漫长的中国历史循环往复。对于《三国演义》开篇所云：“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小学生可说是耳熟能详。

中国可带领世界走出衰退

只要能够防止出现第二波疫情，中国现在就处于带领世界走出全球衰退的领先地位。它现在是唯一一条尽头有光亮的隧道。中国领导人自然希望将此转化为政治优势。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是如何基于政治考虑，通过直接捐赠或发出出口许可证，向外国发放口罩和其他物资。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我们可以期待中国将优先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友好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中国将试图利用其目前的优势来缓和反中情绪，并建立长期关系。

近年来，西方的反中情绪越来越严重，部分原因是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以及文明价值观的冲突。即使在那些赞赏中国成功战胜冠病的人中，也有人对中国的专制方式感到反感。当中央政府宣布封锁武汉时，武汉人民对这个决定没有发言权。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封锁纽约市时，纽约州州长科莫强烈反对。在中国，国家利益高于人权。在自由主义的西方，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紧张关系，这也是自希腊和罗马时期以来，西方创造力的源泉。

中美必须异中求同

比较两国对各自的“吹哨人”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中国的李文良医生最先在武汉拉响了冠病的警报，舰长布雷特·克罗泽（Brett Crozier）则将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不断恶化的冠病疫情公诸于世。两个人都感染了病毒。在李文亮事件中，他在死后得到了正式的平反，中央也通过发布对其情况所做调查的通报来为事件定调。而在克罗泽事件中，无论白宫怎么说，这场辩论永不会停止。中国和美国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有各的强处和弱点。全球合作要求彼此接受对方。

只要中国这次不高估自己的实力，它可能会成为冠病疫情的大赢家。它必须遏制其官员在捍卫中国立场时采取过于强硬的姿态，或以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小国。最好是能遵循丘吉尔的至理名言：“在失败时，你要宁死不屈；在胜利时，你要宽容大度；在和平时，你要满怀善意。”在最近通过视频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中国就呼吁国际社会在抗击冠病，以及通过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促进贸易来提振全球经济方面加强合作。

中国可能很快就会召开因冠病疫情而被推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如何调整国内外政策（经济及政治），不仅关系到中国，也关系到世界。冠病是一场全球性的悲剧，但它也是中国和世界改弦易辙、重建信任、加强合作，并建设一个更安全世界的历史性机遇。要不然，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场比大流行更严重的悲剧。

（作者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长，现为博然思维集团（Brunswick Group）地缘政治倡议高级顾问。黄金顺译。）

本文原载2020年4月16日博然思维网站，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