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不要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至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呢，发钱的声音也有，但非常小声，人们听不到。主流经济学家不主张发钱，但主张发消费券。因为主流考虑的是GDP，是要通过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激活交易，产生GDP。

钱和消费券的区别在于，钱没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费券则有。消费券必须限时消费掉，否则会过期，而钱不一样，老百姓得到了钱之后可以不消费而存入银行。因为恐惧于老百姓不消费，转化不了GDP，因此主张发消费券。

这便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社会的逻辑。很多人都承认，今天或许更长时间里的经济不再是GDP经济，而是活着经济或者生存经济。考虑到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穷人，而这次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也是社会底层，直接发钱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那些叫得很响亮的企业，其实还是有能力活着的，那些没有能力活下去的企业、家庭和个人，连发声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了。

发钱不见得能够马上产生GDP，但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正面作用。社会底层老百姓有点钱放在家里，就不会担心明天会不会有饭吃，省吃俭用，就有助于产生稳定感。如果社会底层的40%稳定了，总体社会就不会有问题。只要社会是稳定的，发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发消费券，或许能够产生GDP，但更有可能因为强制消费造成社会恐慌。发消费券而不发钱，要不就是对中国社会底层不了解，要不就是GDP主义在作崇。

第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能否促进GDP增长？

生产要素流动自由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没有人会怀疑。但这里仍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须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动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社会需要拯救，要素流动拯救不了社会。其次，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要素流动？人们对此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从前几次危机都是通过牺牲社会来拯救经济的。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通过教育的产业化来促进GDP的增长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导致了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教育和房地产，加上之前的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局面。严格说来，这些都是社会领域，并非经济领域，须要国家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不仅没有国家的大力投入，反而产业化了，因此社会没有了制度基础，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了基础。

如果要通过要素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次会牺牲掉哪个社会部门呢？人们想到的是农村的土地。对数亿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农村的土地一直以来也是各方（尤其是资本和地方政府）紧盯着的潜在财富。这些年，人们讨论宅基地的流转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平衡问题。农村很长时间以来，只有流出，没有流入。

农民一富裕就到城市里面购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学。广大的农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大问题。并且，很多农民进城之后，宅基地抛荒，没人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盖房、居住，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务业，也是平衡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不过，这次所讨论的要素，却不是这样的概念了，而是大规模的土地流动，并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权下放给省级政府。

历史地看，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地方官员感兴趣的只是土地所能产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国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近年来，户口制度已经松动，但对进了城的农民来说，户口仅仅是一张纸，毫无意义。

城市户口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制度，但这方面没有人关心。土地制度激进变化的结果，便是底层问题很快就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在没有足够社会保障的城市，这类基层问题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农村强多少倍。

第三，新基建能够救经济吗？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来。如果老基建投资在高铁、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项目上，新基建就是投资在技术上如5G，尤其是人们称之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区块链）、C（computing cloud，云计算）和D（big data，大数据）上。据报道，中央政府未来几年有3.5万亿人民币，13个省市有3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这些技术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第一，这些方面的投入能够支撑得起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增长吗？一些观察家已经提出，新基建不可能达到GDP主义者所预设的目标，他们因此主张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也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少数地方，老基建已经充分甚至过度了。第二，如果过度强调新基建的作用，就会导致技术乌托邦主义。

哪一个国家不想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可求不可得，没有人会知道新技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有时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见得会导致技术创新。第三，正因为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从长期的角度来考量，不能夸大其对拯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客观上已经要求人们超越旧的GDP主义，而须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思路。这个新思维可以被称之为“软基建”，意在通过社会制度建设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保卫社会，在底层脱贫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再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如果把“新基建”的内容置于“软基建”的构架中，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就更清楚了。

经济属于社会，社会被破坏掉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变得毫无意义。GDP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经常本末倒置，破坏了社会，不仅增张不可持续，更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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