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拿什么来拯救中国经济?

时间:2020-04-21 07:1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这次危机如此深刻,中国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经济拯救方案?(路透社)

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甚至远超1930年代的大萧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危机,但这次危机是全方位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和国际秩序危机的“综合症”。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各国危机加深,社会大恐慌,更会导致战争风险的剧增。在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

正因为这样,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总体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助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救助计划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本来社会主义成分就已经很高了。

美国最为典型。“如果美国经济崩溃,谁来负责?”这是前段时间美国举国讨论的问题。为了防止美国经济与各级企业、劳工与一般家庭,不至于在冠病的威胁下,陷入大规模破产的绝境,美国国会、联邦财政部与白宫,全速推动《防疫期间刺激经济方案》。随着疫情的高速飙升,振兴预算也从原本的8000亿美元,一路膨胀成2万亿美元的天价规模。

尽管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就这个救助计划有党派争论,但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争论。民主党对于共和党预算的质疑主要在于“黑箱作业”和“渔利财团”。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助计划,结果是“财团负债全民买单”,大企业的大股东与领导层荷包满满全身而退,受创最深但获得支援最少的基层民众,却反而得承担政府财务紧缩的长期后果。

因此为了避免“救富不救穷”的状况出现,民主党强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条文,包括申请纾困的大企业不得回购股权、必须严格限制高管薪酬,设下纾困预算的审查门槛,以透明化财政部所释出的纾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纾困”再次引爆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与怨怼。救助方案最终在国会通过。曾经谴责美国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特朗普签署了这项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国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中国需要什么拯救方案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毋庸置疑。封村、封小区、封城、封省、断航,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但中国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置于第一位,断然作出封城、断航的决策。

类似美国那样的“人命重要”还是“经济重要”的争议并没有、也不会出现在中国。封城这样的被西方视为是“极端”的举措,不仅在武汉(湖北)采用,而且也延伸到中国的其他省份。尽管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整个国家第一季度的经济基本上也消失了。

原来人们以为疫情被控制之后,各地会尽快复工复产,经济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但现在看来,情况并不乐观。很多疫情因素继续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活动。

第一,疫情被控制下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消失了。现在人们担忧的是第二波疫情会不会发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转了三圈才被控制下来。在能够发明和生产疫苗之前,这种不确定性一直会游荡在社会之中。

第二,疫情控制下来了,但人们的心理恢复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要马上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似乎并不现实。

第三,即使国内可以复工了,但来自欧美的需求则大大下降,甚至停止了。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中国,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多企业都是组装或者加工企业,没来来自欧美的订单,企业也难以复工复产。很多企业要不倒闭,要不无限期延期放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但中国政府果断地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对预防危机延伸到中国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

这次危机如此深刻,中国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经济拯救方案?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这样的方案。这或许是因为历史的教训所致。上次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尽管阻止经济危机延伸到中国,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果,即内部产业结构的恶化。4万亿进入国有企业,没有进入民营部门,结果导致了“国进民退”的局面。国有企业本来就强大,现在更加强大了。

再者,很多国有企业开始大举进入房地产领域,和民营部门一起把中国的房地产推到了历史最高峰,中国的房价从此就降不下来了。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这次政府变得“保守”或者审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问题可能并非那么简单。中国政府拯救经济的决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强大,同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也更具有能力来拯救经济。问题在于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钱。

无论从政府还是主流学者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反而行的是市场路线。在中国的拯救经济方案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成分,资本的分量(或者说市场的分量)却得到张扬。

这可能和1980年代以来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关。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早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也正因为变得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决策行为。在中国,最明显的就是DGP主义,即经济本身变成了独立的单元,一切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GDP。GDP主义直接地表现在今天的经济政策争论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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