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保八”的旗号下，从大力发展土地财政，到利用政府融资平台，再到各种变相的政府负债，地方政府为了满足投资饥渴症，无所不用其极，它们的投资也和匈牙利的国有企业一样，不受财政预算约束的限制。中央曾经三令五申限制地方政府举债，但中央领导人也知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创造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地方政府投资。

没有资金的保证，地方政府“保增长”就是一句空话。近年来中央虽然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强对政府债务的控制，但是地方政府“既不以GDP论英雄，也不能不要GDP。”因此，预算软约束得以维持至今，政府债务仍旧在不断积累扩大。

模拟资本市场

匈牙利版的市场社会主义保持国家对经济“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的控制，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对资金的控制和分配也包含其中。不过，政府也试图引进一些资本市场的运作。

科尔奈把这些活动称为是“模拟资本市场”，并且指出：“那些从世界银行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飞到匈牙利住了几个星期的西方人，可能会被这里模拟市场的魔力所倾倒……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这里的银行、股份制公司，或者股票市场都是赝品。这里正在进行的其实是一种大富翁游戏，不过玩游戏的人不是小孩而是政府官员，他们用于冒险的不是游戏纸币，而是真正的国家资金。”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要比匈牙利更深入，市场中非国家资金的比例也更高，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模拟资本市场”的实质。根据2018年一篇“谁控制中国的金融系统”的报告，财政部、国资委、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是各类银行、大券商、信托公司、大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政府不仅对绝大部分金融机构控股，而且掌握其高管的任免权。

虽然交叉拥股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很多交易不是从盈利的角度出发，依然没有摆脱模拟资本市场的实质。例如，国有银行贷款主动向国有企业倾斜，非国有企业贷款困难、成本高。金融机构的不少决策属于非市场决策，有时候赚钱的生意偏不做或不能做，有时候亏钱的生意偏要做而且坚决做。另外，违约时有没有人“兜底”，也是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手方风险难以评估，金融产品就无法合理定价。

市场社会主义这三个特征，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真正允许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纪律就不允许财政对金融的透支，地方政府举债的能力就要大受限制、无法维持预算软约束，投资饥渴症就会得到有效遏制。

那么，市场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主动放弃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允许资本市场真正掌握资源的分配权呢？科尔奈认为不会，理由有四条。

首先，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国家治理必须依靠它们。没有金融资源作保障，国家执行能力就要大打折扣。

第二，共产党的改革者半颗心挂在市场上，因为市场有活力、能够提高企业效率；另外大半颗心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上。社会主义注重平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政府不能什么都让市场说了算，有责任和义务对资本市场加以干预。

第三，公有制的产权结构也决定了预算软约束的顽固性。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都由官僚控制，而靠官僚自己对自己严厉执行财政纪律是非常困难的。

第四，上级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为下级管理人员开脱自己的失误提供理由，使预算约束硬不起来。

邓小平说：“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实践中，市场社会主义却面临两大挑战。

第一，社会主义可以有多少市场，实际上是由政府决定的，而政府又是由成千上万的官僚组成的。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偏好，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决定政府干预的深度、广度和频度。政治风向稍有变化，官僚的偏好就会跟着变，市场的功能和活力就大不一样。

第二，作为用来搞活经济的工具，市场可能也会冲击社会主义的底线。早期在贫困和短缺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于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扩大市场的作用都很支持。随着经济发展、财富增长，收入不平等也迅速扩大、社会矛盾加剧。这时，政府就会面临压力，必须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无论是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诲，还是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关于改革引发革命的教训，领导人都无法忽视。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重心，已经从发展市场经济，逐渐转移到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上。

科尔奈当年就警告，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机制，其实是相互排斥的，市场化改革很有可能会停滞不前。近年来为什么要更多地容忍左派的呼声？为什么要提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对体制外的势力为什么要严加管控？资本市场的改革为什么雷声大雨点小？科尔奈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洞见，能够启发我们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项目主任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转型，中国和越南相继推行市场化改革，短缺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对短缺经济留有印象，人们自然要忘却科尔奈和他的《短缺经济学》。然而，科尔奈却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他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深刻分析，至今还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