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抗

近年来，不少人习惯于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形容中国经济。其实，斯大林主义、无政府主义、托洛斯基派、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等，都曾经给国家资本主义下过定义。

除了中国，挪威、新加坡、普京下的俄罗斯、金融危机时的美国，也都曾被人贴上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只关注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的特点、忽视政治和法律制度上的根本差别，这个被滥用的概念，除了经常被左派用来攻击中国的经济改革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中国开始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时，适逢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anos Kornai）出版了《短缺经济学》（Economics of Shortage）。此书当年风靡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短缺是这些国家的常态。苏联和东欧的商店货架都空空如也，有东西卖的时候外面就大排长队；在中国，购买消费品需要凭定量配给的票据，不但有粮票、布票、油票，还有肉票、鱼票、火柴票，生活用品很少不需要限量供应的。

《短缺经济学》对计划经济制造短缺的制度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抓住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一下子就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匈牙利是最早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早在1968年就开始实行名为“新经济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对于匈牙利的经验，中国的改革领导人有着很浓厚的兴趣。1983年，匈牙利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向社科院和国家体改委介绍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1985年，科尔奈教授等10名外国经济学家受邀参加了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意见。这次会议的影响很大，中共十三大提出以“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据说依照的就是巴山轮会议形成的共识。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转型，中国和越南相继推行市场化改革，短缺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对短缺经济留有印象，人们自然要忘却科尔奈和他的《短缺经济学》。然而，科尔奈却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他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深刻分析，至今还有指导意义。

脱胎于中央计划经济，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与改革前相比变化不大，与匈牙利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时的情况，反而更加贴近。而且，中共在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上，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深入分析市场社会主义的运行机制，对于展望中国经济的前景，会比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标签，更切合实际而且也更有帮助。

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在改革初期学习匈牙利经验、被深深地打下市场社会主义的烙印。虽然市场化改革比起80年代的匈牙利走得更远，在投资饥渴症（investment hunger）、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模拟资本市场（simulated capital market）三个方面，仍然保留了匈牙利“新经济模式”时期的重要特征。

投资饥渴症

匈牙利实行市场社会主义后，虽然废除了指令性计划指标，但是为了形成中央管理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政府还是对企业频繁地干预，使企业管理者形成“一只眼睛看市场、一只眼睛看上级”的双重依赖。

与市场相比较，上级对自己的影响更大。因此，企业和机构仍然有很强的投资扩张冲动，管理者企图通过投资扩张，使企业或者机构变得更庞大、更加重要。这种投资扩张，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为了使管理者自己在官僚的金字塔中更容易向上升迁。科尔奈把这种内在的扩张冲动称为是“投资饥渴症”。

中国经济今天也保持政府和市场对企业的双重影响。国有企业虽然要面对市场，可是上级主管对自己的影响更大，在企业经营环境、个人报酬和升迁等方面，仍然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投资决策难免要受上级的影响、有时还要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

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投资饥渴症”已经从国有企业转移到地方政府。随着“保增长”成为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变成了完成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任务的主要途径。除了配合中央的产业政策和发展地方的基础设施，各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也纷纷上马。

预算软约束

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即使有扩张的冲动，其投资活动也要受到利润、风险、预算和资本市场的约束。

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匈牙利的国有企业仍然可以通过行政关系和政治影响力，获得投资项目的批准和相应的资金配套，它们的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因此得到满足、不受企业自身的预算约束。科尔奈把这种现象称为预算软约束。

同投资饥渴症一样，中国的预算软约束也从国有企业转移到了地方政府。在90年代中期，中国还曾经试图通过清理国有银行的呆坏债，来划清财政与金融的界限、加强政府的财政纪律。可是，1997年到2002年之间的通货紧缩，迫使政府不得不把保增长放到了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