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假设武汉的情况最早发生在香港——香港因为曾是SARS重灾区，对传染病特别警惕——那么非常可能发生的是，首先，香港的几位传染病专家会密集开会讨论，列出预防措施，并在第一时间通知政府最高层。如果政府认同专家意见，立刻就会进入行政决策和实施；即便政府认为疫情没有那么严重，不同意专家意见，也没有权力禁止专家们见媒体，禁止他们向学生、同僚讲这件事情。这么一来，媒体肯定会跟进，民众会很快得知实情。

传染病系统内部的信息畅通，也非常重要。比如，2003年遭到SARS爆发时，香港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这让他们从此知道，不能完全依赖官方渠道，很多时候要靠同仁关怀，从大陆同僚那里得到信息。所以香港传染病专家在去年12月底就得知武汉疫情了，也通报了香港政府。再看台湾。台湾在抗击SARS时做得很糟糕，之后汲取了深刻教训。而台湾又不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成员，无法参加正式会议，得不到正式渠道传递的消息，只能高度依赖与内地同行之间的交流。12月下旬，台湾医疗界从内地同行处得到消息后，也已经高度警惕，而且还不那么自私，也把信息返回给了中国大陆官方，因为在大陆的台商很多，这么做有保护台商的心理，几乎在同时，台湾还通知了WHO——它没办法去WHO开会，但可以通过WHO的IHR机制（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国际卫生条例）联系WHO，台湾官方还保留了当时发报告的记录。但是，WHO接到台湾报告后没有给出反馈。

所以说，对中国而言，即使我们有最好的病毒实验室，也有CDC，但如果这个专业系统无法独立运转——内部得出的结论无法对公众发表，那就无法发挥最大作用。而在国际层面，疫情之后，WHO的改革一定是重点。

FT中文网：现在中外媒体上都有关于各国防疫“作业”的比较，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方式是最优的，你怎么看？

丁学良：我不大认同。即便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我们也只能说，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方式中，有些是有效的，有些没那么有效。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即使给定国情，中国大陆也能做的好得多。

举个例子，假如在去年12月，医疗系统的警告能及时发布出来，然后迅速对武汉市内的高危人群，比如海鲜市场周围的人群做测试，确诊的甚至疑似的，测出一个送走一个，送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比如张家界，在那里建简易房，隔离治疗，那么到元旦之前，大概隔离千把人，也就控制住了。而把受传染者继续留在武汉这么一个千万人的大城市，加上信息又不透明，出现了医疗挤兑，最后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不能接受中国的抗疫方式是唯一的最好的。

FT中文网：民意在这一点上撕裂得很厉害。

丁学良：我也不认为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听到的，就代表了真正的民意，因为最关键的信息都还没放在桌面上。假如把信息都放到桌面上，我相信绝大多数理性的人会趋于意见的一致，而不会在这些事情上变得过于情绪化。举个例子，湖北籍、武汉籍人士现在在很多地方受到歧视，连九江和武汉都打起来了，但是我现在在深圳，深圳是个年轻的开放的移民城市，很多人学过外语，受过高等教育，深圳市民知道，一旦湖北放开，会有40万湖北人来到深圳务工，但深圳人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多大的割裂，深圳在做很多准备，欢迎湖北籍的人过来。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讲，民意反映的是informed public的意见和判断，而informed public就是指公众在应该得到信息的时刻，得到了能够得到的最大化的信息。只有这两个条件满足了，公众的意见和判断才是真正的民意。

FT中文网：最近国外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团体，比如律师协会，要向中国追责索赔的报道。你注意到吗？

丁学良：我注意到，有些国家的一些社会团体、宗教团体，企业、智库，在推动向中国追责，但这些行动还没有进入到这些国家的政府层面。现在还无法预知会不会有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行动，如果采取行动，还要取决于这个国家是联邦制还是中央政府制，以及这个国家的法律对于民事纠纷赔偿的规定，不同的国家规定是不同的。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法律政治体系下，即使联邦或者州政府不发起任何行动，也无法禁止社会组织和个人做这件事，而只要有一起赔偿诉讼的官司打成功了，不管赔偿是象征性的还是实际性的，都会大大鼓励其他的组织个人采取同样的手法。

如果出现这类官司，美国法庭即使不能够强制被告方到美国出庭，但它一旦做出了有利于控方的裁决，被告方不出席的话，默认就输了。美国法庭可以找到与被控方有关联的机构或者企业，比如在美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然后进入第二步申诉环节，甚至冻结这些企业机构的资产。美国以前对俄罗斯、古巴和委内瑞拉其实都这么干过。

美国法律还允许集体诉讼，只要有一人出面打官司，就可以在起诉书上把其他所有潜在的受损人包括进去，哪怕连这些人的名字都不知道，而赔偿也是给所有控方的。一定会有律师事务所愿意做这个事情，因为这类官司对他们的声誉有很大的提升。可以说，这类官司重要的不是打不打得赢，而是它们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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