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社会学家丁学良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2003年，他在香港亲历SARS，后做过两岸三地对那场重大危机应对模式之比较研究。新冠疫情期间，他在深圳从事全球化及供应链研究。近日他接受FT中文网采访，对疫后全球化格局、供应链重组和可能会出现的国家间追责行动，分享了他的见解。以下为整理后的采访实录。

FT中文网：你认为这场疫情会终结全球化进程吗？

丁学良：不能说全球化即将终结。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其实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已经经历过两次重大冲击。

第一波冲击，是由发达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外迁徙造成的。这种迁徙在21世纪初的头几年就已经在发达国家的社会中造成了抗争和反弹，只不过还没有上升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外交层面。我记得03-04年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经常会讨论产业大转移的问题，有一次哈佛前任校长、经济学家、长期中国观察者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就警告中国，要注意最发达国家中已经兴起的对这一波全球化的严重反应。我记得自己当时很吃惊，全球化不是让人人受益吗？廉价商品不是能抑制发达国家的通胀吗？萨默斯说，这只是从你们的角度看到的，发达经济体中大量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社会不满会逐渐开始影响国家决策。这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而最近的中美贸易战已经证明了他的警告不虚。

第二波冲击，就是07-08年，因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运转，导致大量泡沫，泡沫破裂带来一场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

新冠疫情是对全球化的最新一次冲击，不仅影响面更大，把世界绝大部分经济体都卷进来了，还冲击到了全球化的方方面面。

但是，全球化进程不会终结。首先，疫情总是有季节性的，不会连年持续；第二，最发达国家正在寻找疫苗，目前当属危机最紧张阶段。疫情过去后，不论是原材料、资本、产品，还是人和观念，还是会回到跨越国境的连接之中。

但是，和疫情之前“哪里成本最低就去哪里”相比，疫情之后，所有的跨境连接会考虑一个新的变量，那就是目的地国家在重大危机中是否可靠？这就不仅仅是成本的问题了，还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生产基地所在国家会不会被下一场传染病扰乱？这个国家的信息是否可靠？与自己国家在政治上的关系如何？

比如说，现在美国研究人士和政界很多人宣称，在疫情之中，中国政府部分控制了一些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中国是很多医疗用品和药品的全球最大的、甚至唯一的生产商。比如，美国出售药品的80%是在中国生产的，中国甚至是有些原料药的唯一生产国。以前这类纯粹的经济问题，现在会放到国家战略层面去考虑。比如本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口罩，现在也会被视作战略物资，各国可能会将口罩的生产能力部分从中国迁回本国。

以前美国防范中国，主要集中在尖端武器这一领域；中美贸易战，让民用高科技也被牵涉在内；而这次疫情，会影响到本来被认为是中下端的制造业在中国的布局。这次疫情最直接的冲击就体现在这里。

这就好像正常状态下，你不觉得淡水有多重要，但一旦掉进沙漠中，那就不一样了。现在，就仿佛全球三分之二的人被抛进了沙漠，淡水就变得极其稀缺。

FT中文网：很多观察者认为，中国已经构建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很难搬得走。现在这种看法是否要做调整？

丁学良：改革开放几十年间，中国建立了虽不是最尖端、但的确最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但是，总有个需求问题吧？中美贸易战白热化之前，中国已经有了很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一带一路”，想要转移出去一部分产能，因为发达经济体不需要这些东西了。疫情之后，除了刚才讲到的供应链迁出的问题，给中国的订单恐怕也只会大幅减少，有完备的供应链又能怎么样？这就好像出租车公司说，我有两百辆车，都是好车，但是街上没人用车，有车又有什么用呢？

FT中文网：2003年时你在香港亲历SARS，这一次则是在深圳观察两岸三地的应对。你如何比较这两场疫情？ 

丁学良：如果以2003年SARS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物，17年来，中国最大一个进步，就是学习美国的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CDC），建立了传染病通报机制。但是，中国的CDC不能独立运转，不能独立对公众发布信息，这在我看来，这次疫情最大的教训。

武汉这一次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认为，中国CDC系统有很大可能是向上通报了，因为只要在实验室里证明病毒可以人传人了，按照中国政府规定，四小时内必须向北京的CDC最高层通报。就算这个通道没有这么畅通，在CDC系统内部，专家们可以私下通话讨论。但CDC无法干预行政机构最终的决策，也无法召见媒体，必须通过行政部门才能发布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