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马凯硕指出新冠疫情揭发了美国制度上的很多结构性弱点，正如里根总统曾经说的，政府并不是问题的解答，而是问题的本身。由于美国政府并没有把最好的人才吸引到政府里，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是穷于应付。真正的才智之士都进入了银行界、金融界、咨询界，在平常的时候是很好的情况，但一旦面临危机，政府部门所有的弱点一览无遗。

马凯硕说：“现在你只要问有一点常识的人，不论是在亚洲、非洲或中南美洲，都对美国缺乏准备、甚至混乱不堪的抗疫情况感到震惊。西方把科学与技术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反讽的是，东方国家如中国、韩国、新加坡反而对于科技更为尊重。美国最高层的领导人可以发出最无知的言论。”

因此马凯硕的结论是，“最终，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上升了，而美国则下降了。”

艾利森认为情况其实比较复杂。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就当下的情况来判断，从官方感染数字和死亡人数来看，中国的抗疫比美国较为成功，美国政府似乎表现出无能和无所适从。另外他也同意马凯硕的看法，新冠疫情所呈现的最大挑战是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结局。我们仍然处在第一回合的战争。

新冠疫情显示一党专政的集权政府和权力分散的民主制度之间的系统性差异，也凸显两个政府之间的对比。艾利森同意，美国对于一个效能政府缺乏投资，而中国却加强投资于政府的绩效，而且吸引精英从政，这些都很明显可见。但是，艾利森引用股神巴菲特的话说，“从长远来看，没有人靠卖空美国赚钱。”

艾利森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主制度在第一回合通常表现不好，但往往后来居上。如果独立战争在1776年就结束，英国会赢；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美国没有介入，德国会赢。

弗鲁哈尔认为，在2007-2008年金融风暴后，中国虽然挽救了全球经济，但也开始了债务泡沫的旅程。现在为了拯救经济，美国正在走向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中国和许多国家正在朝着去美元化、去美国领导的趋势迈进。脱钩已经开始，疫情使之更加激进，对于全球治理和经济而言，两极化的地缘政治将如何发展？

马凯硕指出，他在《中国赢了吗？》中其实提到不应该小看美国，如果说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美国出了1000个毛泽东，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巨人”。但在美中对抗中，美国有个“阿喀琉斯之踵”的致命弱点，就是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给予美国莫大的优势，但一旦第一大经济体沦为第二大经济体，美元的地位势必受到动摇，而且中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而推动数字货币作为国际交易的货币，从而加速颠覆美元的进程。

“但可悲的是，最后决定谁在中美之间获胜的人，将是不在中国或美国居住的其他60亿人。这些第三国的人将运用理性的演算，来对哪个国家为他们提供最直接的利益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当他们需要新发电厂、新港口、新医院的时候，该往哪里去？中国人正在系统性地建立一个全球影响力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国家依靠影响力来获取真实的东西，而不是说辞，而美国却在同时从国际退出。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认为中国还没有赢，但也认为‘中国不会赢’的观点是绝对错误。”

艾利森同意马凯硕书中对于某些美国人的自满的抨击，这些人愚昧地认为美国的优势不可动摇。但修昔底德式的现实是，目前美国和中国分别扮演的角色，正反映了守成大国和新兴挑战者的经典角色。

艾利森强调：“中美双方都面对可能自己无法解决的很大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在自己的边界之内，而不是在国外，与对方无关。”

艾利森如何评价中美两个体制的优劣？他引用了李光耀的看法，从一方面来说，“一个一党专政的专制系统是20世纪的操作系统，但尝试在其上粘贴21世纪的应用程序，那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来说， “另外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显然功能失调。”

这两国的体制竞争将会持续很久，专制体制不能保证永远都有“慈惠的领导人”，而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现在的民主制度，面临的挑战是无法重塑自我。最终的赢家属于能够较成功地为自己的国民提供福祉的国家，但目前中美两国都未能解决各自体制的问题。

弗鲁哈尔认为两个体制都面临“既得利益集团”控制资本和资源的问题，疫情凸显了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民粹主义，中国和美国哪个国家更能解决这个问题？

马凯硕认为，中国目前的执政党在过去40年改善人民生活的幅度，超过了过去4000年的历朝历代，就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经验来说，大约200年一个轮替，目前的政党还在执政的早期，因此它不认为你能够与它反赌。

至于美国，马凯硕在新书的一个章节里问道：美国能不能做一个U型的转弯？他认为中美之间真正的战争不是军事，而是经济，但美国的国防预算受到利益集团的把持，他们与国会议员勾结，因此永远没有办法削减国防预算，但这并不是长期胜算的良好战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决策的目的并不是让国家整体或是人民受益，而是让少数的利益集团受惠。

马凯硕对比中国数十年来积累的精英统治和美国近来的财阀统治。“当你有一个精英统治与一个财阀统治对比，你绝不会与精英统治反赌。”

21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缘政治竞赛是中美之间的对抗。但这是可以避免的吗？结果是否已经决定了？欧洲的介入是否能够避免两极对抗的趋势？

艾利森认为，修昔底德式的两权对抗竞争将是未来世界局势的基调，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两国政府致力于使供应链脱钩，并减少对关键技术的依赖，比方说中国将致力于减少对美国半导体的依赖，美国会减少对中国关键供应源和供应链的依赖，最终的赢家可能是最能解决自己问题的国家。

艾利森解释说，“如果你去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和中南美洲，他们说‘不要逼我们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和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之间做出选择’，但这些国家也说‘不要让我们独自与中国呆在一起’。第三方国家将使这一情况比冷战时期的两极关系更为复杂。冷战期间美国孤立苏联相对容易，但中国不像苏联一样自我孤立，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在维护经济利益之外，这些国家也不希望美国在国安议题上抛下它们。”

马凯硕同意，大多数的第三方国家都希望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不是被迫选边站。艾利森认为，中等国家将会持续夹在两强之间，非常痛苦。

艾利森说，华盛顿和北京各自的全球力量和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缩小，会引起对于核战争的忧虑，但不一定意味着在修昔底德动力下，两者之间的任何战争将直接由它们中的一个发动。

艾利森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台湾是一颗定时炸弹。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北京将有可能通过武力统一，这可能（虽不确定）促使华盛顿捍卫这个岛屿。

艾利森说，“从那里开始，不难发现可能导致核炸弹爆炸的升级。我们不应该考虑有一方发起核战争，而要考虑有一方被拽入战争。”

马凯硕和艾利森的对话，预示了中美抗疫下半场的看点。但新冠疫情是否会造成中美对峙的永久性转折点？我想引用前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最近在《巴伦周刊》金融杂志发表的评论：

“我们仍处于大流行的痛苦之中，但对于中国从这场危机中可能获得的收益，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敲响了警钟。有些人担心这场危机将动摇世界秩序，并把新的领头犬放在首位。这些恐惧被大大夸大了。中国将不会从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主导国。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它自己在先期处理疫情方面有很多需要追究问责的方面，而且它将承受巨大的危机后的压力。但中国将像过去一样利用危机来调适和改变。”

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利用这个危机来调适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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