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西“抗疫”话语权之争的谬误(2)

时间:2020-04-14 08:0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版阅读:新闻归类:观点评论

傅雷利说:“一场全球性话语权之战正在进行”。中国通过大举帮助欧洲,“在大张旗鼓地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个负责任和可靠的伙伴”。这位作者警告说:“对于欧洲来说,我们能肯定的是,随着疫情的暴发和我们应对疫情的进展,人们的看法会再次改变。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其中有地缘政治的成分,包括通过杜撰和‘慷慨政治’来争夺影响力的斗争。有了事实,我们须要保卫欧洲不受诽谤者的攻击。”

当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等国向欧盟求救时,德、法等欧盟大国都感到无能为力,无动于衷,因此这些国家只好转向中国,中国也及时地提供了援助。但当这种“地缘政治论”被炒热之后,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也出来表示关切,并且声言要帮助意大利等国,以维护欧洲的团结。

美国和整个西方显然没有自我反思能力。正如一个国家的外部影响力是其内部崛起的外部反映一样,一个国家的外部衰落也是其内部衰落的反映。简单地说,英国的衰落并非因为美国的崛起,或者美国的衰落并非因为中国的崛起。

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领导力的衰落,不仅仅是因为其内部问题,更是因为它成为唯一的霸权之后开始实行单边主义。自“九一一反恐”开始,美国因为实施单边主义,就已经和其欧洲盟友渐行渐远。之后的很多年,因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过度,不得不作收缩战线的调整。尤其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急速地从各种国际协议中退出,在“美国优先”思路的主导下,美国已经不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领导者角色了。

欧盟也一样。欧盟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为是不仅是欧洲的未来,更是人类区域合作的典范。但欧盟的衰落甚至远比人们想象的快。这些年来,英国脱欧,欧盟成员国抱怨四起。这次冠病疫情更是显露出欧盟的软肋。人们没有看到欧盟共同体的存在,只感觉到欧洲回到了绝对主权的时代,各国显露出极端的自私性。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精神荡然无存,内部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更是增加了合作的困难。德国不仅没有力量向意大利提供帮助,反而截留了本来要运往其他欧洲国家的抗疫物资。

意大利等国并非有意和欧盟作对,这些国家只是在向欧盟求助无望的情况下转而救助中国。再者,中国和意大利或者欧洲其他国家的合作,并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的考量。中国的地缘政治重心永远在亚洲,和欧洲的关系充其量不过是经贸关系罢了。所谓的“地缘政治”之争,无疑是西方文化的想象力。

中国自己的言行也让人误解

导致美国(西方)内部衰落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异化。在资本的主导下,意在塑造国际劳动分工的全球化,把西方诸国产业大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尽管国际劳动分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导致了西方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分离。经济本来是嵌入社会的,但现在经济活动高度国际化,没有了主权性质,更不是社会所能控制的。美国和西方国家这次抗疫如此无能,不仅仅是因为治理体制的缘故,更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不再生产简单的医疗物资。

美国高度依赖中国的医疗物质供应,80%的医疗物质来自中国,97%的抗生素来自中国。欧洲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如此。中国作为医疗物资生产大国有意愿有能力,并且有道义上的必要性来帮助其他国家,这再也正常不过了。但西方诸国又恐惧于中国的医疗物资,会影响本国人民对中国的看法。西方政治人物对意识形态的着迷,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失去了自信。

如果说美国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对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担忧等因素,导向了它们对中国的错误认知,中国本身是否也有可以检讨的地方呢?

实际上,在中西之间根本不存在西方所说的“话语权”之争,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确立过自己的话语权,中国所做的只是对西方话语权的回应。一个文明大国进入了国际体系,但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国际话语体系,人云亦云,步人后尘。因此,中国被西方误解,自己的言行也让人误解。

这个问题并非因冠病疫情所引起,只不过疫情再次把这个问题暴露了出来。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和东欧国家的“16+1机制”等,根本不是地缘政治项目,而仅仅只是商贸交往。但受西方话语影响,中国本身的学者也把此视为是中国领导世界的路径,官方的“倡议”概念被转化成为“战略”的概念。同时,也受西方影响,不管具体情况,到处滥用“多边主义”方式,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团团伙伙”趋同。

这次冠病发生以来的行为也一样。中国应当以什么样的一种精神进行外交呢?没有人会否认,冠病病毒已经导致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并且随着病毒的到处扩展,危机在加深。如果明了这场危机的性质,如何进行外交也就明了了,即这是一场意在缓解人道主义危机的外交。

其实,中国本身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控制住疫情,也和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有关。如此大规模地封城、封省、断航,肯定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中国实际上也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领导层仍然果断地这么做了。抗疫优先还是经济优先?这在中国没有成为问题。类似“佛系抗疫”或者“群体免疫”这样的概念,更不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上。

但很可惜,人们并没有把这个大好的机遇利用起来,把中国本身的话语建立起来,官僚机构、媒体、社会诉诸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精神,和西方以牙还牙,争锋相对,结果还是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纠缠在一些非本质性的问题上。很多人以为这样做至少在语言上占了优势。不过,语言不是话语,声音很响,但话语全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语言战有效地消耗了中国从行动上所赢得的国际信誉和信用。

冠病无疑正在成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中国如何在这个进程中定位自身,离不开自己话语的塑造。因此,不要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话语和话语权,这个艰巨的任务仍然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国际挑9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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