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联合考察报告，则在第四章建议部分，一再提及各国应该立即（针对有输入性病例或疫情暴发国家）或做好随时启动（针对尚未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最高级别应急响应机制，以确保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采取所有必要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以阻断疫情传播。

而所谓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主要包括：开展积极主动监测，迅速发现并立即诊断、隔离病例，严格追踪并隔离密切接触者，引导民众理解并接受上述措施。此外还包括，实施停止群体性活动、延长假期、延迟开学、灵活复工、错峰出行，必要时甚至可关闭受疫情影响城市的通道。简而言之就是，为阻断疫情传播，实施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时，人们的行动自由将大受影响。

何谓自由，根据霍布斯的说法，“自由这个词的正确含义，就是没有外界障碍的状态”。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一书里指出，人生有两宝，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行动自由。具体到行动自由，其关注的焦点是行动，一个人的行动是不是自由的，就在于他能不能够做其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而在实施非药物性干预措施时，人们不能上街，不能出行，不能进行政治集会这类群体性集会活动……这时为控制疫情所实施的非药物性干预措施，就成了阻碍人们行动自由的外界障碍。这时，防疫措施与公民的自由，便处于一种矛盾和冲突的状态。人们很难将其理解为，这种措施是特殊手段，旨在于尽快控制疫情，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从而确保他们的人身权利，让他们真正享有自由的措施。人们更愿意将其理解为，这是对其公民权利的冒犯和剥夺。

此外，自由也一直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实践也证明了这点。受制于如前所论的信息不完全，在问题的严重性还没有暴露出来之前，政府并不乐于将问题扩大。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政府的财力和物力，更事关地方的经济发展。于政府而言，一旦将自己管辖地区提升到疫区，那么，首先就是所辖地区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将受到巨大冲击。正是基于此，政府往往也倾向于赋予人们这种自由，以期通过人们的行动自由，来推动经济增长。

三、全球化及人员流动

全球化的特征是：商品、人员和服务的大规模国际流动，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性更为加强。这就使得传染病源或病毒能够轻易地从一国蔓延到另一国，从而使传染病的威胁对象扩大到了整个国际社会。而在全球一体化下，各国又很难禁绝与他国的联系。而人口流动无疑又增加了人类接触的机会，进而在时间上加快了疫情的传播，在空间上拓宽了疫情扩散的范围。

四、对疫情的轻视

当然，除此之外，可能还有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所指称的那种来自欧美的傲慢和偏见所导致的对疫情轻视。3月24日的日本众议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会议上，国民民主党议员吉良州司提及：在本次新冠病毒疫情中，日本能否在20国集团（G20）等框架下倡议支援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财政基础薄弱的发达国家？麻生则回应道：“2月底在沙特利雅得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我说过这样的话。但一点反应都没有。”麻生说，欧洲那时认为“我们又没有感染者，疫情和我们没关系。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当然，更可能的原因是，欧美国家的专家和政治家在全球疫情初期，将新冠病毒疫情与SARS疫情简单比较，进而得出新冠病毒跟SARS病毒一样，只在中国人中有显著反应的结论，进而导致轻视。

笔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的合力，导致了西方疫情的严重失控。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因素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欧美各国，可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欧美的疫情仍难乐观。当然，应对和最终解决新冠疫情，除了欧美吸取教训及时调整应对举措之外，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和衷共济。

（注：作者是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