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外的疫情愈演愈烈。3月27日美国确诊超过中国成为第一，英国首相和大臣都被确诊，而国内也开始采取更加严格的手段应对外部输入疫情。就在中国经历了近两个月的艰苦战疫以为曙光终现的时候，我们却突然意识到威胁远未结束，未来甚至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从国内来看，疫情的大规模传播已经得到明显抑制，在外防输入之余，如何有效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已成为当务之急。最近出现的湖北人出行困难，笔者认为是短期问题，随着国内疫情的平复和社会情绪的平缓，将会在中央督导下逐步有效解决。但是如何有效振兴经济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过往经济危机出现，政府往往通过大型的基建投资来拉动GDP，虽然有效，但是能否直接惠及普通民众是个问题。这次疫情对零售，餐饮以及其他服务业打击巨大，而且停工停产直接影响大量普通人的生计。

目前各国纷纷出台刺激经济政策，货币大放水加上向民众派钱。中国又该如何做呢？前一阵子经济学家许成钢提出大规模减税比直接发钱更好，引起社会争议。美国刚刚通过的2万亿救济计划里面，针对个人和公司的基本上是各占一半。笔者认为中国的政策也应该是这样，除了对受损企业的直接扶持，也应该对一定收入以下的人口进行直接补助。这些个人补助会直接回流到市场中，从而拉动消费。而且由于目前疫情在国际的蔓延，出口必然受到冲击。因此拉动内需成为振兴经济的关键。目前，南京、济南、宁波等地相继出台了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比如推出消费券等，进行消费补贴。而企业也纷纷行动，支付宝、微信、美团都也在和各地政府合作，通过消费券等方式帮助政府推动当地经济加速恢复，这些举措都是在补贴个人的情况下直接拉动企业销售。

除了国内问题，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从长远来说是个更严重的问题。目前欧美各国的表现清楚地表明他们对疫情的麻痹大意。而这种倾向从西方媒体对中国疫情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在中国抗疫期间，国外媒体的态度是相对片面的。例如，认为封城侵犯人权，也未必有效。报道侧重于普通民众的疾苦和医护人员所处的困难环境，而对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正面报道较少，这个和西方媒体现在报道当前意大利等国家的态度是很不同的。

而当中国的疫情形势好转，西方媒体也普遍采取怀疑态度,甚至不屑。例如，2月29日当中国宣布治愈人数首次超过现有确诊病人时，华尔街日报发了篇《China Touts Slowing Coronavirus Toll, as South Korean Cases Rise》的文章。这里tout有标榜和吹嘘的意思。以这种标题来报道，其态度显而易见。然而随着欧美疫情的发展，媒体报道开始逐渐转向中性，客观审视中国所采用的方法，虽然普遍对其是否适用表示怀疑。例如《经济学人》就有多篇较为客观的报道，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怀疑中国方式在西方的可行性。而近期由于疫情的迅速恶化，西方的报道开始从技术角度认真研究中国方式的内在，并对国外现有做法提出警示。例如同样是华尔街日报在3月24日的一篇文章中《China’s Progress Against Coronavirus Used Draconian Tactics Not Deployed in the West》就指出西方政府可能从中国做法中得到了一个错误印象，以为1月23日的封城就可以阻断疫情传播。而事实上真正起作用的是2月2日开始的对疑似及轻微病例的集中隔离，而这个直到现在也是西方政府没有完全做到的。

事实上，从笔者的专业角度出发，武汉抗疫可以是一个经典的管理学案例，充分阐释了在多变的环境下如何应对危机。封城初期，由于扩散的疫情对有限医疗资源的挤兑，导致了种种不利情况，而武汉经验提供了一个抗击疫情的范本。首先是人员的居家隔离以降低传染，其次加大检测力度以确定感染人群，然后，征用场地以隔离并医治被感染者，最后加大力度救治重症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