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哲学，则拒绝所有这些自然加于人类之上的限制。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由主义经历了两波革命。第一波革命发生在文艺复兴，主张人类应当应用自然科学和经济的力量，去实现对自然的主导权，成为自然的主人。就思想渊源来说，第一波革命始于英国的培根。

培根质疑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主义的自然观，相信并主张人类对自然的“主导”和“控制”权。培根的这些思想是西方早期自由主义的基础。自由主义惊讶于自己对“经济秩序”的大发现。他们发现，基于自由市场基础之上的经济制度，可以为人类所用，是人类征服和主导自然的有效武器。

不过，早期自由主义还是认为人性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或者说，就其本质来说，人性是恶的，人性的恶可以被各种因素所遏制，但恶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因此，早期自由主义者一方面认为，人的“恶”可以用来增进经济和科学制度，从而增进人的自由，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认为人类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例如分权制衡）来遏制“恶”，使得“恶”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

第二波革命发生在19世纪，这波革命彻底改变了自由主义者对人本身的看法，认为人的本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能力改变以求得道德上的无限进步。自由主义者把第一波革命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而把第二波革命视为是“进步的自由主义”。

第二波革命的自由主义者对第一波自由主义的人与自然观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不够“进步”。不难发现，从卢梭到马克思，从密尔到杜威，到当代各种跨越人类主义者（transhumanists），人们都拒绝人性是固定不变的观念。他们想把第一波思想家的人类征服自然的想法，应用到人类征服人性本身。今天的跨越人类主义者认为，人类可以借助科技促成人类本身超越其物质和心智的限度而得到演化。生物基因技术的发展正在使得越来越多人相信，“死亡基因”终将被发现、被剪除，人可以超越年龄的自然限制而得到永生。

天人合一与人定胜天

在中国，人们对人与自然的看法也基本上经历了类似西方的进程，也是一个从谦卑走向狂妄的过程。中国古代哲学家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把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个和谐的组成部分。“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古人对其他各种社会关系的看法，可说是很多思想的源头。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因此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核心。“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上面提到的西方亚里士多德和阿奎纳等人与自然一致性的思想，并没有多少差别。

当然，“天人合一”并非主客不分。主客不分的观念在《庄子》那里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哲学层面，在实践中则行不通，因为在现实中，人还是人，山还是山，尽管两者是一体的。正因为人与自然实际上是分开的，如同西方，中国古人也提出了“人定胜天”的进步思想。《逸周书·文传》称“人强胜天”。宋·刘过《襄阳歌》称，“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萧七》称，“彼虽不来，宁禁我不往，登门就之，或人定胜天不可知？”。

这些表述尽管有些不同，但总体思想是一致的，即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发现自然运行的规律，根据规律和自然打交道。无论是大禹治水的传说，还是战国时代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是例子。这也表现在军事战略上，例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天时”可理解为机遇或气候条件，“地利”为有利的地理条件。天时地利都是军事较量中取胜的重要因素，比如诸葛亮借东风，周瑜火烧赤壁，打败曹操百万大军。

近代以来，“人定胜天”的含义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西方的各种“主义”流入中国，任何一种“主义”都往往以最为激进的形式出现；同时，在各种“主义”竞争过程中，那些温和的最终都被淘汰，生存下来的都是激进的。这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为传统中国被西方列强所打败，要求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就必须采用甚至较之西方更为激进和极端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上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人定胜天”被推向了极端，演变成人战胜自然，主导和控制自然。所谓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便体现了这种极端思想的趋势；甚至很显然，这里的“人”（他人）也变成了“自然”（客体）的一部分，是个人须要斗争和征服的对象。

在和“自然”斗争方面，如果说西方发现了市场“自然秩序”，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则发现了基于权力之上的政治“自然秩序”。不同的“发现”有其历史的根源，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仅仅依靠市场秩序，就不足以和西方竞争，更不用说战胜西方了。所以很多国家就转向政治，通过政治来塑造强大的国家秩序，打败西方。以政治组织的力量来征服自然，这就成了很多国家的信仰和实践。久而久之，人们开始视这种基于权力之上的政治秩序为“自然秩序”，即不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制度，而是一种超越人类的制度。

在中国，“人定胜天”似乎表现得更为极端。这里有被视为失败的例子，例如“大跃进”（与自然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与人斗争）等，也有被视为非常成功的例子，例如“三峡大坝”和“举国体制”等。不过，人们似乎对过去的失败没有记忆，而只在意成功的荣耀。

记得在本世纪初（2005年），中国一家官媒采访了一位很有名气的科学家，采访稿就以“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为标题而公开发表，以最直接和坦白的方式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鄙视。尽管这种傲慢的态度，近年来因为治理环境的需要而有所节制，但人们对“举国体制”的崇拜则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

无论中西方，人类因为经常遇到像冠病病毒突然暴发那样的事件，而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其他像地震、海啸、气候巨变等自然灾难了。光是病毒，科学家估计，人类生活的世界里存在167万种未知病毒。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和自然的斗争会一直进行下去，即努力发现这些病毒并进行测序，并在此基础之上发现疫苗和药物。不过，就本质来说，这与其说是和自然的斗争，倒不如说是人与自己的斗争，因为病毒本身就是人与自然不恰当的互动方式而出现的。

如果说“人定胜天”意味着人类利用理性认识自然规律，根据自然规律和自然相处，人类就会向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境界靠近一步；但如果“人定胜天”意味着人类以狂妄自大的方式去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人，去征服人类本身做他人的主人，这不仅驾驭和控制不了自然和人类，反而最终会把人类导向一个恐怖的X时代。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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