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的起源和扩散，指向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严峻问题。尽管人们对病毒到底源自哪个国家并无定论，科学界公认病毒源自人与自然的不当接触或互动。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也应当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人类找不到一种与自然相处的合适关系，不同类型的病毒会不断重现，影响甚至惩罚人类。

病毒本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一部人类历史也是一部病毒产生和传播的历史，一部人类和病毒较量对抗的历史。人们可以自信地预测，这部历史永远不会终结，所不能预测的只是病毒和人类两者之间谁主沉浮的问题。

病毒的存在是客观的事实，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病毒和人类建立关系则是人类文化活动所引起的。早期，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的足迹开始到达偏远的“五湖四海”。近代工业化和城市化更是完全消灭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边界，史无前例的道路建设、森林砍伐、土地清理，使得野生动物居无定所，人类就是这样在自身和野生动物之间确立了紧密的关系。伊波拉病毒、沙斯（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以及现在的冠病病毒，都与野生动物有关。大范围流行病通常始于动物体内的病毒，当人类与它们接触时，病毒就到人类身上。

人类在野生动物上所发现的商业利益（利润），更是促成了野生动物贸易进入城市中心，搬上了人们的餐桌。宠物业的迅猛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甚至变成了很多家庭的核心成员。在香港，人们发现宠物狗也感染了冠病病毒。发现动物感染病毒并非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此前沙斯和中东呼吸综合征都有类似的案例发生。因为人类的自私性，宠物在很多场合变成了弃物，如果宠物也可以传播病毒，那又会增加病毒扩散的途径。

病毒的全球化

随着近代开始的全球化而日趋增长的旅游和贸易等活动，也促成了病毒的全球化。冠病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已经导致越来越多人对全球化做深刻的哲学思考。病毒不仅对本来已经放缓的全球经济造成了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而且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对全球化的观念发生了质疑。在围绕世界该怎样整合或分离的激烈辩论中，冠状病毒的传播可能是一个决定性时刻。甚至有人认为，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是对全球化的最后一击，或者是“压在全球化骆驼背上的稻草”。

对科学的迷信更是人类对病毒傲慢态度的来源。近代以来的发展无疑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所推动的，这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深信科学是万能的，总是有能力制服任何一种病毒。从政治人物到普通民众，人们似乎都把病毒当作自然灾难来应对，坐等它们发生，并天真地相信一种新病毒发生后，人类能够迅速研制出疫苗或药物。

不过，事实远非如此。直到今天，人类仍然没有能够研发出针对2002年、2003年沙斯病毒的疫苗，也没有针对爱之病、兹卡病毒（Zika）或一系列新出现的病原体的疫苗。实际上，人类的利己性质往往给病毒和病毒的变种很多机会和空间。经验表明，在两次疫情暴发间隙，各国（无论是怎样的政治制度）行为表明，因为政府的短视和资本的趋利性质，造成了投入资金预防的意愿大幅度减弱，针对零星病毒性疾病的疫苗和药物市场，不足以推动研究和开发。

也就是说，人类在病毒面前往往表现为无奈。如果这样，人们就要重新思考和定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上，无论东西方，人们的认知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总体上看，这是一个人类从谦卑到狂妄的过程。

在西方，这种变化表现在自由主义的演变过程之中。在东方，自由主义更多地是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经济思潮。不过，西方自由主义也表现为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近代以前，在亚里士多德式对自然的解释中，人被视为是自然秩序的一个内在部分；人本身被视为是被自然固定的终极点，是不可改变的。

既然人性与自然世界秩序具有一致性，人既要和自己的本性保持一致，也要和自然世界保持一致。尽管个人的确可以自由地与自己的本性和自然秩序背道而驰，但这种行为会损害自己，既破坏人类的善的方面，也破坏自然秩序。在中世纪，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神学还是阿奎纳神学，都试图阐述自然给人所设置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