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英国对冠病采取群体免疫的最大伦理考虑是，根据目前情况进行的科学研究和分析，这个病只是比流感的死亡率高一些，比流感严重一些，平均评估是1%的病死率；而且80%以上的人染上病毒后要么不出现症状，要么是轻症，因此结果或者说后果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人们也能获得免疫力，所以群体免疫是可以建立的。

不过，批评者坚持的立场是，对人的生命做性价比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制定抗疫政策，是不道德的。其实，这已经涉及第二个问题，如何全面评价英国的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不是放弃对病人的救治，恰恰是对当前疫情防治伦理的升华和优先体现。在有限的医疗资源下，对危重者抢救，还是对轻症者抢救，这似乎是另一个电车伦理，有道义的选择，也有功利的选择。英国的选择恰好是功利的，把医疗资源用在少数重症者身上。这种选择也是对批评者所谓的“优胜劣汰”的反驳。英国并没有去淘汰危重病人，而是要以有限的医疗资源去救护他们。

其次，群体免疫也并非把所有人推向自然患病，而只是在权衡利弊之后，认为封城一类的措施基本做不到，而且冠病病毒的传播无孔不入，很难防范，只有加强重点和易感人群的预防，如要求70岁以上老人居家隔离四个月。同时，英国政府的预防措施还有，有症状患者居家隔离，实现家庭内部有效防控，同时保护老年人和易感人群。而且，只要家庭中有一人感染，所有家庭成员都必须居家隔离，从而实现家庭内部防控。这些措施当然也是阻止冠病传播的有效方式。

另外，只对易感人群进行重点预防和治疗除了能好钢用在刀刃上外，还能减少社会代价和经济损失，这也是抗疫所必须考虑的内容。抗疫的一些代价显然是隐性的，不会被人们提及，例如，封城和禁止一切正常的生活、生产和娱乐之后，医院停止平常的诊治，那些癌症、心脑血管患者、须要透析的肾毒症者、须要分娩的孕妇、急性伤害者等，他们的治疗都会被拖延甚至停滞，也就是在以他们的健康和生命作为代价。这个代价有多大，很少有人统计；有可能这些人的死亡人数与冠病的死亡人数相当，甚至可能超过。谁来考虑和化解这个代价？

群体免疫的不确定性

群体免疫唯一或最大的缺点是不确定性。正如英国免疫学会所提出的，“我们并不清楚冠病病毒对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机制，也不确定它在实际情况中该如何应用。病毒究竟能否在感染者体内产生持续存在的抗体？我们不知道。”

但是，对这个问题至少有一些明确的答案。一是冠病的康复者肯定会获得免疫力，体内也会产生有治疗作用的抗体，如IgG（免疫球蛋白G），否则中国就不会提出《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临床诊疗方案》，而且规定这种血浆疗法的剂量是200毫升至500毫升。

其次，中国的一项对恒河猴的研究表明，对猴子主动感染冠病病毒，猴子能够康复，其体内产生的中和抗体，与康复病人的中和抗体相当。如果猴子在初次感染后的早期产生中和抗体，不会发生再次感染。这些情况至少说明，人自然感染冠病后痊愈是可以获得免疫力的，至于免疫力的大小或强弱，有待研究确认。

当然，如果不能像流感那样在自然患病后获得强大的免疫力，则对冠病的群体免疫可能就会失败。但是，如果可能获得免疫力，或者获得比流感更强大的免疫力呢？这正如临床上对所有疾病的治疗都存在试错一样。而且，群体免疫是在进行了科学论证，有了万全的保护之策，如对易感人群的防护之后提出的策略，成功的可能性高于失败的可能性，为何不能试一试呢？这比临床上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去抢救要有理有利得多。

更何况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很难有能力像中国一样，实施全面封城和禁止一切生活、生产活动。群体免疫是对与错，是有效还是无效，应当让时间和实践来检验。当然，不排除英国随时会调整群体免疫政策，关键是时间点。

作者是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