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危机应对模式失败且导致严重后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第一，要想达到“外松”的效果，政府部门在采取有关危机应对的“内紧”措施时，就不敢光明正大、放开手脚，而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畏手畏脚，其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导致危机失控。

根据网上披露的信息，早在1月初期，武汉疫情防控一线医生曾对当地有关部门建议，尽快建立类似于2003年北京收治“非典”病人的小汤山医院那样的专门医院，隔离收治已经数量众多的疑似病人。但有关部门认为那样会导致公众知晓疫情的严重性，予以否决，从而坐失疫情防控最佳时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第二，“外松”会导致社会公众麻痹大意，对风险丧失应有的警惕，而不采取有力防护措施，导致危机的失控与更大的灾害，最终造成的社会恐慌，可能比政府当初想要避免的程度还要严重得多。

正是因为官方表态疫情与病毒“可防可控”及“人不传人”，并惩戒八名透露疫情信息的医生，导致武汉民众在疫情初期根本没有戒心，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照样出门正常参加一切活动，甚至照常举办“万家宴”，连口罩都不戴，最终酿成大危机。

三、改“内紧外松”为“内紧外紧”：难处与对策。

“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其核心是内外有别，信息不公开，政府不透明。从本质上看，这一模式违背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原则，即信息公开与政府透明原则。这一模式已经多次让中国政府与民众尝到苦头，必须坚决摒弃。

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相反的“内紧外紧”、内外一体化模式：任何可能危害社会公众安全的公共事件，从发生的初期开始，不仅政府内部应该及时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内紧），而且应该坚决贯彻信息公开与透明原则，对民众通报实情，包括事件状态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并按照“从严不从宽”的原则，提醒民众注意风险防控（外紧）。

试想，如果官方一开始将“外松”表态换成“外紧”表态：“新冠病毒类似非典病毒，危害性较强；尽管目前没有人传人的证据，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此，请广大民众一定谨慎小心，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并公布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即使力度不够），民众还会那样麻痹大意，还会有后面的那种严重结果吗？

“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在中国由来已久，有着历史惯性以及深刻的“维稳”体制根源。要想放弃并转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需要两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是政府自身应该深刻认识这一模式的弊端与本质，自觉进行转变。这种模式的“内紧”不仅难以成功管控与化解危机，还可能导致更大的灾难；通过“外松”维持政府形象的做法，可能最终以政府形象的崩塌为结果；通过“内紧外松”避免上级问责，可能导致危机失控，最终招致更严厉的问责。这一模式从本质上违背现代社会治理基本原则。

如果政府认识到这些，就可能主动通过管理体制的改进，实现“内紧外松”向“内紧外紧”的转变。在不涉及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的领域，包括公共卫生领域，完全可以首先做到这一点。

二是民众要积极争取自己的自由与民主权利，倒逼政府进行转变。如果民众的言论自由与民主选举得到了保障，就可以对政府形成有效监督，促使政府实行充分的信息公开与透明。政府如果由于隐瞒重要信息而危害社会公众利益，会被民众、媒体及时发现与披露，并被追责。

政府一旦有了外在的强大压力，就不得不考虑“内紧外松”可能导致的社会恶果以及自身代价，从而不得不向“内紧外紧”转变。民众以权利为基础与后盾的监督，永远比政府官员的自觉来得可靠。

作者是中国大陆经济学教授

正是因为官方表态疫情与病毒“可防可控”及“人不传人”，并惩戒八名透露疫情信息的医生，导致武汉民众在疫情初期根本没有戒心，也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照样出门正常参加一切活动，甚至照常举办“万家宴”，连口罩都不戴，最终酿成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