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智

关于中国2019冠状病毒疫情危机初期失控的根源与责任归属，媒体与民间有很多报道、分析与争论，但体制内部对责任归属的互相推诿，已从武汉封城持续到现在，被网民讥讽为“击鼓传锅”与“甩锅大赛”。

笔者认为，中国冠病疫情危机初期失控，与官方长期实行的“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密切相关。这一模式是其整体维稳模式的一部分，但已经被屡次证明不仅不能有效防止，反而会扩大社会公共危机，而且违背现代社会治理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原则，应该坚决摒弃，向“内紧外紧”模式转变。为此，既需要政府改变自身认识，更须要增强民众以权利为基础的监督。

一、疫情危机初期失控与“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密切相关。

中国多家媒体，特别是财新传媒，对疫情初期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深度调查与“复盘”，试图厘清真相，挖掘疫情未能在初期得到及时阻止的根源与责任归属。每次相关报道之后，都有相关体制内机构、官员或专家出来撇清自己的责任，但又被动“交代”出部分事实真相。

官方疫情防控专家钟南山院士在2月27日的记者会上披露，12月31日有关研究机构就已经明确肺炎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1月3日就已经分离出病毒株，1月7日就报告了湖北与国家疾控中心。财新网2月26日的新闻发布则显示，上海公共卫生中心1月5日就将病毒检测结果上报了国家卫健委，1月6日国家疾控中心内部就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

这些信息都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关于病毒的性质，政府有关部门在疫情初期就已知情，而且有一定的内部应对措施；只是当时没有对社会公众如实发布信息，也没有采取公开、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官方甚至对外故作轻松，“两会”如期召开，文艺晚会、茶话会与“万家宴”照办不误，从而坐失疫情初期的最佳防控时机，最终酿成大祸。

问题是，有关政府部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尽管笔者无法确切回答，也无意揣测具体问题出在哪级政府、哪个部门、哪个官员，但合乎逻辑的一个解释，就是官方有关部门“内紧外松”的危机应对模式在作怪。政府想通过内部努力，包括但不限于启动内部应急响应，控制与解决问题（内紧），但对外不公开实情，甚至通过各种方式故作轻松、安抚民众，显示局面在掌控之中、不会失控（外松）。

疫情初期，有关部门官员与专家有两个著名的公开表态：疫情“可防可控”，病毒“人不传人”。这两个表态被认为是误导民众、耽误疫情防控的重要罪魁，但又非常圆滑。说疫情“可防可控”，是因为最终总能找到控制的办法；而且，他并未让你“不防不控”，如果疫情失控，可以说是防控措施不到位的结果。“人不传人”的正式说法是“没有发现人传人的证据”，最终可能存在人传人，只是证据暂时没有找到而已（无论是否真实）。为什么要做这种表态？其目的都是为了安抚社会公众（外松）。

疫情初期，武汉警方对八名对外透露疫情信息的医生进行“训诫”惩罚。虽然这可能是由于警方当时还没意识到病毒的性质与疫情的严重性，但在情况未明时，对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对外透露相关信息进行惩罚，其直接目的也是为了安抚社会公众（外松）。

二、“内紧外松”危机应对模式的根源与危害。

“内紧外松”危机应对模式由来已久，是中国官方传统“维稳”模式的组成部分。这种危机应对模式的公开出发点，是为了“防止社会恐慌”，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次生灾害。

然而，这一模式的背后，还有一个不便公开透露的理由：担心社会公共危机的公开化，可能影响政府形象甚至执政稳定性。地方政府坚持这一模式，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担心辖区内的社会公共危机可能引起上级政府的问责。因此，对于发生的问题，他们能捂就捂，不到迫不得已，不对社会公开。

这一危机应对模式，已经被以前的多次危机应对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而且可能导致严重后果。2003年的“非典”（沙斯）危机初期，当时的国家卫健委与北京市政府也是采取这一模式，结果导致疫情失控。此次的疫情危机，失败如出一辙，而且造成的后果超过当年十倍以上。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教训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