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面临危机，大国动员很慢。如果不能动员起来，就有可能“亡国”；一旦动员起来，就能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历史上，一旦朝廷面临危机，开始时总是众口难调，异常地混乱，好像没有人负责似的，任形势一步一步地恶化。这个时候，知识人的批评，民间的叫骂不断，恐慌流传，更强化着人们的悲观失望感。

但因为国家大，人口基数大，总有人会在危机之际站出来，高呼一下，形成庞大的力量拯救国家。这些人既可以来自体制内的“改革派”，也可以来自体制外的“革命派”。如果体制内的“改革派”获胜，就叫“革新”“复兴”或“中兴”；如果是体制外的“革命派”获胜，就叫“改朝换代”。

这里须要区分一下“朝廷”和“国家”两个概念。明末顾亭林（顾炎武）说，朝廷可以亡，但国家不会亡。满洲人入主中原后，整个中国就亡了，但顾亭林说，一个“国家”的兴亡是小事，“天下”兴亡才是大事。他这里所说的“国家”，指的是政府的政权，或者“朝廷”；他所说的“天下”，指的是民族和文化。因此，他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了近代，梁启超也很清楚地区分了“朝廷”与“国家”，“朝廷”可以兴衰成败，但国家并不是朝廷的国家，是大家的国家。

其实，这也是人们所说的，中国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原因。朝代兴亡，但国家并没有灭亡。为什么“国家不亡”呢？

钱穆先生在1971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精神》中说：“依我个人论，我已经过了七十之年……在此七十年中，便有人说过，‘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但生命中有感情，便是一‘天理’。我将获一句话说，‘中国人不爱中国，则是无天理’。世界各民族都如此，不是只有中国人如此。”

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在危机面前，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汉奸、投降派、“带路党”、告密者、贪生怕死者、消极悲观者、冷嘲热讽者、打打杀杀的“义和团”者等等。也正因为那么大的国家，只要钱穆先生所说的“国家情感”这一“天理”的存在，总会有伟大者或英雄在危机时刻登高一呼的。

第二，国家规模大，太大了就难以征服。中国的元朝和清朝，分别由蒙古人和满洲人统治，用近代的概念来说，是整个国家成为了“殖民地”。不过，这种“殖民地”和近代形式的“殖民地”刚好相反。近代以来的“殖民地”意味着宗主国用自己的方式统治被其殖民的国家和社会；至于蒙古人和满洲人，他们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方式，而采用中国的方式来统治中国，他们自己的文化被中国所消化，他们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人。

一些学者认为，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文明）比汉人的落后，所以放弃了自己的统治方式。这种说法毫无道理，蒙古人和满洲人是想坚持自己的统治方式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坚持了下来（例如清朝的两套制度，针对满人和针对汉人的），但因为中国之庞大，实在很难有效地用自己的方式来统治，所以不得不放弃而采用汉人的统治方式。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但中国之大，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侵吞整个中国，中国演变成为毛泽东所说的“半殖民地”。李鸿章就是利用了列强之间在对华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了他的“大外交”，对列强“分而治之”，避免了中国成为单一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大国的“东方不亮西方亮”效应

第三，正因为国家之大，在危机时期，就会有“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效应。中国犹如整个欧洲，或者说是具有一个强有力主权中央政府的欧洲。这里至少具有三个结果。

其一，一场危机发生了，不至于所有的省份都发生危机，总有一些省份是好的。

其二，因为具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没有危机的省份可以支援危机省份，富有省份可以支援落后省份。当代中国一直实行所谓的“对口支援”，这个实践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历史上都是如此。例如，历朝历代，政府税收大多数来自几个富有省份，政府一直扮演着区域之间的“均贫富”功能。

其三，即使人为的政策错误也很难覆盖到整个国家。天灾造成的危机不可能具有全国性，而人为的错误则是有可能成为全国性的。不过，因为中国之大，一个政策（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的执行和落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来说，都具有“试错”性质，不断产生纠错的机会。只要掌权者不那么固执己见，一错再错，一个错误就很难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全国性政策错误，便是领导人个人过于固执己见、一次又一次失去了纠错机会的结果。

中国历史上分分合合，“分”的时间实际上比“合”的时间更长，但为什么“分”没有成为常态，而最终还是回到“合”的状态呢？除了钱穆先生所说的“国家情感”这一“天理”的存在之外，人们最终选择中央集权制下的大一统国家，国家规模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利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存在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前提下，不管发生什么危机，最终都能应付过去，回归常态。

大国有大国的问题，大国可以问题百出，但大国吸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比拟的。不过，人们绝对没有任何道理为大国规模所带来的优势而沾沾自喜，不求进步。例如，传统意义上的“朝廷亡，国家不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每一次朝代更替，带来的生命牺牲和社会经济代价是巨大的。人们必须通过各种体制的改革，来实现“朝廷不亡”。同样，政府应付危机的最初能力必须大幅度提高。每次危机发生之初，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有效地应付，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甚至避免生命的牺牲和社会经济的损失。无疑，这些也是今天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改革的任务。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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