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状病毒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无疑是对各国方方面面的一个大检验。影响各国抗疫成效的因素很多，包括制度、动员能力、人财物的可得性、老百姓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等等。不过，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但经常被忽视，那就是国家的规模。

与小国或中等国家相比，大国抗疫不见得是最有成效的，但大国是最有韧性的。大国动员不易，在初期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乱象（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但一旦动员起来，通过内部因素的不同组合，大国韧性就开始显现，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不太容易受外在环境变迁的影响。小国和中等国家则不同，小国如果存在一个有效政府，动员容易，抗疫容易显示成效。不过，中小国家内部韧性差，如果疫情持续，弱点就暴露出来。更严重的是，一旦外在环境变化，中小国家很容易成为孤岛。

比较一下中国和欧盟的抗疫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冠病自中国武汉暴发，向其他省份和世界各地扩散，所以控制武汉和湖北成为抗疫成功的最为关键。为了遏制湖北疫情，中国的举国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央政府协调对湖北进行援助。中央政府在2月上旬成立了省际“对口支援”医疗救治工作机制，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县级市，组建由医护、管理、疾控专业人员的支援队伍。外省援助湖北医疗队达到344支、共4万2322名医护工作者。

封城、封小区、封路、断航，在很短时间内建设两山（“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所有这些都是各方有效协调的结果。虽然期间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一些矛盾（例如一些地方扣留运往其他地方的口罩），但因为中央集权制的存在，这些矛盾很快得到纠正。

欧洲国家成抗疫“孤岛”

欧盟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欧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它是由主权国家结成的政治单元。通过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整合，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欧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些人称欧盟是“新帝国”。不过，因为欧盟本身不是主权体，协调成员国的权力非常有限，这些年更开始衰退。英国的脱欧不是偶然，而具有必然性。这次冠病疫情对欧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很多成员国变成了无助无援的“孤岛”。

在欧盟，尽管人们都知道必须各国合力应付病毒全球大流行，欧盟议会早期也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但随着疫情在欧洲的大规模扩散，各主权国家之间就出现严重的矛盾和纠纷。欧盟各国领导人为了满足本国人民的需求，无法按照欧盟的诸多框架行事。法德两个欧盟最大的国家虽然口头上表示团结，但都出招确保口罩等防疫装备留在本国。法国出政令变相“充公”全国口罩，以防止囤积居奇。德国不仅禁止口罩等医疗装备出口，而且扣留了运往瑞士、奥地利的口罩。

意大利驻欧盟大使马萨里（Maurizio Massari）3月10日撰文，题为“意大利需要欧洲施援”，公开抱怨欧盟各国见死不救。文中提到，虽然意大利已经通过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向欧盟救助，但没有成员国响应欧盟委员会号召，为意大利提供口罩等医疗装备，只有中国施援。他坦言，“这对欧洲团结而言并非好事”。等到中国的援助物资3月12日抵达意大利后，欧盟委员会加紧向德法施压，要求两国修改法令，两国最终依照欧盟的要求行事。

意大利还是欧盟内部的大国，较小国家的情况更加糟糕。塞尔维亚就是一个例子。3月15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塞尔维亚当即进入紧急状态。武契奇强调，困难来临之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欧盟，唯一会向塞尔维亚伸出援助之手的只有中国。

除了物资，欧洲各国相继封关，也加深了它们之间的隔阂。德国对接壤的奥地利、瑞士、法国、卢森堡和丹麦的边境实施临时管制，招来法国的不满，法国总统发声明谴责部分欧盟国家单方面实施边境管制。

大国在抗疫方面所显示的优势和力量，使人想起了近代一段时间经历过的“中国不亡”的大讨论。近代中国被西方力量打败，一部分精英人物尤其是知识和政治精英，对国家失去了信心。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是典型例子，他曾宣称“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他在《信心与反省》进一步解释，“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

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胡适的话只是“愤青”式的表现。在每一次危机来临的时候，政治和社会的各种乱象的确会给人一种“国将不国”的感觉。这次冠病疫情暴发之初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得一些人感觉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弊端存在，从个体、组织到体制，从地方到中央各个方面，似乎没有一个环节不存在问题。因此，抱怨声充斥了整个互联网空间，造成一波接着一波的舆情危机。

朝廷亡　国家不亡

但是，一旦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整个国家就开始动员起来，就进入了本文开头所描述的举国体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模式也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模式。这里，如果把“中国不亡”换成“大国不亡”就更容易理解大国在应付危机过程中的优劣和最后“不亡”的道理。人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