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美以媒体为战场展开角力的过程中，也有一个意外插曲，那就是围绕病毒源头的争论，它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美舆论战的烈度和广度。

事实上，从武汉1月23日封城之日算起，关于病毒源头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野生动物起源说、美国基因武器说、中国实验室泄露说等，总能在中国网络防火墙内外掀起一阵台风。随着美国基因武器说在疫情于全球蔓延的态势下不攻自破，中国实验室泄露说在中国官方辟谣后暂且偃旗息鼓，人们普遍认可的便是野生动物起源说。毕竟，由野生动物引发的鼠疫、中东呼吸综合症、伊波拉，以及港人记忆犹新的沙斯（SARS）等都是前车之鉴，新冠肺炎早期患者又与位于武汉闹市区的华南海鲜市场相关，有理有据。

可当人们的注意力从源头转移到各国防疫时，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別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2月27日一句“疫情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又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中国舆论场开始循着这一说法寻找“元凶”，并最终在中美焦灼的角力中得出初步答案—病毒来源于美国，美军到武汉参加军运会便是一个大概率的管道。

坐实这一结论的“证据”其实并不少。一方面，在英国权威医学期刊《刺针》1月刊登的一篇论文中，武汉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朝林等人分析了首批确诊的41例新冠肺炎病例，发现其中只有27例去过华南海鲜市场。回溯研究认为首名确诊患者于2019年12月1日发病，并无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也没发现与之后确诊病例间的流行病学联系，而其家人也没出现过发热和呼吸道症状。

另一方面，日本朝日电视台于2月下旬最先披露，美国疾病预防及控制中心（CDC）证实美国流感致死的人中，一部份是新冠肺炎患者，纽约、洛杉矶等城市已经开始新的检测方式。这样的消息瞬间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尤其直接地刺激着中国民众。虽然事后证明，CDC只是说当季一万四千多名因流感而死的人中，部份人感染的流感病毒类型不确定，并未证实“一部份是新冠肺炎患者”，但为了印证提前预设的结论，多数人已经听不进去“真相”了。

随着中国外交部新任发言人赵立坚在Twitter发声，病毒源头争议由原本只是中国网民对美国口诛笔伐的口水战，推至官方外交层面。3月12日，赵立坚在Twitter连发数条推文，直接质问美国：“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为了反击赵立坚，美国接连出拳。3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谴责北京提出的“阴谋论”；上周一（3月16日），蓬佩奥打电话给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表达对北京“把新冠肺炎责任推到美国身上”的不满；蓬佩奥上周三（3月18日）接受CNN采访时又公开批评，“中国不遏制病毒，却压制资讯，他们最早确认病毒，却在第一线浪费了珍贵的时间，让成千上万人逃出武汉，去到了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并给当地带来苦难”。与此同时，特朗普在Twitter上延续美国从政界到媒体界关于“中国病毒”的定性，直言为的是回击中国归咎于美国军方的错误言论。

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被问及此事时，并未就来源问题给出一个明确说法，而是延续了崔天凯在央视连线中的态度，那就是“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随后，外交部统一口径—“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听取专业、科学的意见。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对此早就有着明确、一致的意见，即反对将病毒同特定国家和地区相联系，反对搞污名化”。

中美双方在官方层面斗得不可开交，民间层面的口水战也没有断过，并愈发走向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处于夹缝中的海外华人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一边是可能在美招致的歧视与排挤，一边是返回中国面临的种种阻碍。再加上中国新近确诊病例大多是境外输入病例，海外华人回国潮也被认为是中国各路媒体散播国外防疫不力、制造恐慌的结果。

网络民意是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成为四両拨千斤的利器；用不好，反而容易反噬自身利益。当“亚洲病夫”这样的一顶帽子扣下来，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起来，毕竟这四个字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历史伤疤和民族耻辱。当美国各方不由分说给这场重大疫症贴上“中国病毒”的标签，在无形中煽动起了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和反华情绪的同时，也让中国国内的反美情绪水涨船高。

美国大选在即，原本十拿九稳的特朗普突然被疫情扰乱，他自然需要对选民说点什么，稳固选票。这个时期，对于特朗普而言，确实特殊了一些。而中国对这次疫情付出了巨大代价，也试图利用这次大考来巩固己方制度优势以及负责任大国形象。当各自立场和所需在老大和老二之间发生碰撞，舆论战、外交战便不可避免。

这就是当前中美关系的现实。未来会如何，既有可预知的必然性，比如随着中西权力重心转移必然到来的长时间结构性冲突，也有不可预知的偶然性，比如在恐惧和焦虑以及各种现实角力之下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股市震荡、经济危机可能导向的系列连锁反应，以及今次疫情过后人们价值体系可能的颠覆与重构等。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互利益，究竟是“矛盾冲突”压倒“相互利益”，还是“相互利益”压倒“矛盾冲突”，已经对彼此丟掉幻想的中美两国，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两种因素不断变化主次、里外共振以及共同作用就是彼此的“宿命”，不仅过往的历史如此，未来也摆脱不了这一宿命。

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一次肺炎疫情掀起的中美暗战或是明战，就一点也不意外了。认清这一点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如何在中美关系的“宿命”中看到机遇，并利用每一次契机做一个负责任大国该做的事情。毕竟，任何改变都不是瞬间完成的，而是一步步发生的。就像那一副副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一样，任谁戴上也不会一下子摘下来一样。

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疫症，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关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考”，对世界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大考”？拨开甚嚣尘上的中美舆论战迷雾，各方都不妨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什么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什么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简单朴素的道理，有多少一直被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遮蔽掉了？又有多少被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很政治正确的“概念”置换掉了？

所以，中国抗疫在付出沉痛代价后取得阶段性成果，并不能成为其他国家“抄作业”的必要充分条件，因为这其中牵涉太多历史、体制、文化、价值观等复杂因素；同样地，一些做法比如封城、限制人群流动等，本就是人类在面对重大疫情时的通行且唯一有效的做法，当西方一再用人权和民主来妖魔化中国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扪心自问：当疫情袭来，究竟是人命关天，还是“民主”关天？

重大疫症面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真的置身事外。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在武汉爆发，下一次会发生在哪里没有人会知道。如果经历过这么多次瘟疫侵扰，还有人带着意识形态偏见狭隘地认为这次疫情是“中国病毒”，掌握话语权的有关部门还只知道裹挟和利用民间情绪互相推诿扯皮，那只能说以往历次瘟疫以血淋淋代价留给人们的全部知识和记忆，只是一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