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香港01

作者：泉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像一面镜子，不仅照出中国国内在疫情爆发之际的各种问题以及中国体制的两面性，也照出了国际社会的众生相。而在诸多面向中，中美之间由此而起的一场接一场角力尤为突出。应对本土疫情左支右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用“中国病毒”形容这场疫症，不仅在美国内部引起煽动族歧视的非议，也引起北京强烈反应。中美舆论战不仅由暗转明，并且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激化。

上周二（3月17日），特朗普在个人舆论阵地Twitter首度用“中国病毒”称呼新冠病毒。翌日，他在记者会上公开称，这是一场对抗“中国病毒”的战争。再过一天，有媒体发布图片显示，特朗普将自己讲稿中的“新冠病毒”手写改为“中国病毒”。中国外交部高调回应：“美方一些人企图将中国抗击疫情污名化，企图向中国推卸责任，这种做法无视中国人民为维护人类健康安全作出的巨大贡献，诋毁中国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作出的重大贡献，有违世界卫生组织的专业意见，更与国际社会共同抗击疫情的期待和努力背道而驰”、 “我们希望美方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国际公论，做好自己的事情，停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停止诋毁他国、转移责任，为世界各国携手抗击疫情、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时间回溯到疫症扩散之初。1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新冠病毒肺炎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谭德塞同时表示，“作出这一决定不是因为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而是因为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情况”，也不是“对中国没有信心”，“我们最大的担忧是，病毒向一些卫生系统较弱国家扩散，这些国家可能并未做好准备应对疫情”。谭德塞提出了七项临时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没有必要采取限制国际人员流动和国际贸易的措施，世卫不建议限制贸易和人员流动。

世卫话音刚落，早已箭在弦上的中美暗战便开始。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旋即将中国旅游警示上调到最高级別，建议旅客取消所有非必要的赴华旅程。进一步的行动陆续到来，比如继1月24日率先从武汉撤出领事馆人员，1月30日美方又宣布将驻华大使馆所有非紧急人员撤出，并且将暂停所有赴美签证的办理；2月2日起临时禁止过去14天内曾赴华旅行的所有外国人员入境；美国三大航空公司陆续取消所有前往中国的航班。

针对美国的连番禁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疫情作出过激反应，采取过度应对措施，显然与世卫组织建议背道而驰。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却第一个从武汉撤出其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其使馆部份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虽然对于华春莹所说“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帮助”中美各执一词，但美国从政府官员到部份媒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和散播了恐慌，有时候甚至不惜举起种族主义的大旗，给这场重大疫症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比如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形容中国为“疾病孵化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在个人社交帐号及媒体采访中多次声称新冠病毒是武汉实验室一手制造的生化武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接受访问时幸灾乐祸地表示“新病毒将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留回北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则不由分说给中国扣了一顶“亚洲病夫”的帽子，《彭博商业周刊》2月17日封面则用特大号字体呈现出一个“脆弱的中国”，《纽约时报》称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美国政治资讯网站Real Clear Politics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迅速让中国现代化和富裕起来所展现的决心和采取的政策措施与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名著《1984》类似……

经过美国这一番“带节奏”，再加上疫情本身不可知所带来的恐慌，世界范围内也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恐华症”，不仅“黄祸论”等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说法出现在权威媒体，在广大民间也将华人一股脑儿当成“行走的病毒”，辱骂、歧视甚至是袭击不间断发生。“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这是意大利华裔青年Massimiliano Martigli Jiang在佛罗伦斯做的行为艺术。当这样的呼喊引爆社交媒体，反过来也佐证了歧视的广泛性。

病毒无国界，这样朴素的道理理应成为经历过无数次病毒侵袭的人类的基本共识，而今却被政治较量的硝烟遮蔽。虽然不能一概将世界范围内的“恐华症”归于美国，但作为“世界老大”的确开了个很不好的头。以致于罗斯的幸灾乐祸以及《华尔街日报》的“亚洲病夫”既招致“自家人”不满（罗斯的言论引起美国业界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Paul Krugman）直指他“不明白”现代制造业运作；《华尔街日报》驻京分部主管则代表该报在华人员致信管理层，要求就米德的文章致歉），也让中美之战悄然间从暗转明，中国网络舆论场的不满声浪亦掺拌着疫情带来的压抑与愤懑，喷涌而出。

在中国网络民意鼎沸之际，面对美国借由新冠肺炎疫情发起的连番动作，中国官方层面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以《华尔街日报》所谓“亚洲病夫”言论作为靶心，展开了反击，先是要求《华尔街日报》就辱华文章道歉并查处相关责任人，未获回应后，又宣布吊销《华尔街日报》三名驻京记者的记者证。美国方面也没有闲着，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谴责北京驱逐记者的做法，呼吁中国尊重新闻自由；另一边厢，在《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被北京驱逐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中国五家官方媒体指定为外国使团，并指这五家媒体被中国政府所控制，不是独立的新闻机构。

面对美方的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以Twitter为“战场”频繁发声。比如华春莹回应蓬佩奥的言论时直言，比冠状病毒危险的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政治病毒；对于中国五家媒体被指定为外国使团事宜，她则反问“我想他们是否也应该享有外交豁免权？”

上周三（3月18日），在特朗普首次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的次日，中方再推反制措施，宣布即日起对等要求美国之音、《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这五家美国媒体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财务、经营、所拥有不动产资讯等书面材料；针对美方大幅削减、实际驱逐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员工，中方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年底前记者证到期的美籍记者从即日起四天内向外交部新闻司申报名单，并于十天内交还记者证，今后不得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特別行政区继续从事记者工作；针对美方对中国记者在签证、行政审查、采访等方面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对美国记者采取对等措施。

中方在通稿反复表示，这些做法“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是针对美国“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歧视和政治打压”以及“无端设限”、“无理刁难”的不得已做法；中国依然欢迎各方媒体，“我们反对的是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反对的是借所谓新闻自由炮制假新闻，反对的是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

当大国角力以新闻媒体为战场展开，各方根深柢固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便不自觉佔了上风。一方面，在国际舆论场域，美国占据着强势主导权，所以当北京决定驱逐《华尔街日报》记者时，即便不认同该报“亚洲病夫”说法的人，也会轻易被蓬佩奥掛在嘴边的“新闻自由”说服；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媒体一直以来是作为中共喉舌存在的，被认为宣传早已压倒了新闻价值本身，所以五家喉舌媒体被指定为外国使团在很多人看来完全在情理之中，中方再怎么否认都无济于事，反倒加剧了一些国家对中国会否以此为由进一步限制境外媒体的担忧。

这种刻板的认知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要想改变也很难一蹴而就。至少目前来看，已故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在19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东方主义》中所批判的世界文化传播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还普遍而广泛存在着。即便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从积贫积弱一步步成为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东方主义”以及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仍然像是符咒和心魔一样，左右着很多人的认知与判断。在这种既定认知的主导下，中国举全国之力封城抗疫是“侵犯人权”，制造“集中营”，疫情扩散是治理体系“失败”，是制度危机。总归一句话，怎么做怎么说都是错的。

思想上的矛盾不能通过辩论解决，而只能通过现实的实践解决。面对这一次美国挥舞“新闻自由”大棒，以及不断拿人权、民主说事，北京最大的底气就是中国确实有效控制了疫情，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绝非“东亚病夫”。当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后，中国又展开了一轮全球“统战”攻势，给予各国最大限度的帮扶，具体实践着和阐释着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切实的动作，比重大疫情关头的人权、民主这些空泛说辞，显然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