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防疫优劣势

至于中国在防疫中展现的优势，也应具体分析，不宜泛泛而论。中国为什么能？至少有如下原因。

一是政府直接掌控和支配大量资源。特别是医疗资源，医院大多属于国有。大量医护人员怀着高尚情感，秉持极高职业道德标准，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湖北防疫一线，这一点不应抹杀。但也要承认，倘若这些医院并非国有，组织调动的力度速度，恐怕要打不小折扣。在口罩等防疫物资与生活用品的生产、调配中，国有企业也担当了重任。

二是政令统一、掣肘较少。各级党委政府统揽全局，决策确定后，鲜有人敢掣肘。虽然不相隶属的职能部门、各地政府偶有推诿扯皮、争功诿过的事，但都无伤大局。只要事态明朗，中央政府决心已定，所有行政力量都会高调地服从大局、宁左勿右。即便缺乏法律依据，也会对一些紧急措施处处绿灯放行。为了保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可以不计成本地投入力量，在效率上却有过人之处。

三是基层组织健全。城乡居民自治组织如社区居委会、村委会虽然泛行政化，但机构与人员健全。在配合政府宣传发动群众、严格社区防控、督促居家隔离、保障城市运行等方面，是一支重要力量。

细看上述优势，也是相对的。政府直接掌控大量资源，包括医疗资源，不正是武汉多家医院对不明肺炎病例不敢确诊、上报的根源所在？政令统一、无人掣肘，不正是行政力量能够训诫吹哨人、压制刺耳声音的原因，不也是许多重大决策因缺乏制衡、质疑而频频失误的原因吗？

至于城乡居民自治组织，平时主要承担基层行政机关摊派的任务，服务居民的能力弱化，衙门作风很重。名为居民自治组织，实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前哨。它们善于执行封门站岗、盘询出入这类简单任务，在组织居民自治、维护公民权利、提升精细化治理等方面，经常缺乏动力。

作为体制末端的毛细血管，本该是体制深植于社会土壤、实现营养交换的根须，却有僵化枯萎之虞。切不可因为完成了一项简单、擅长的任务，而忽视其长期存在的缺点。

另外，也不应忽视防疫工作中两个有利条件：一是封城恰逢春节期间，时机非常适合整个社会暂停运转。二是武汉疫情暴发的惨景教育了民众，全社会防疫意识迅速提高。没有民众自愿禁足，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也无法强制全民居家隔离。

归结起来，在不明疫情面前，中国的体制没有做到迅速反应，这一点绝不因其他国家防疫工作迟缓、混乱而改变。在事态明朗后，体制的优势得以发挥，但必须看到，防疫所需的统一调度指挥、社会暂停运转、全民居家隔离、严管严控措施，正是体制相对擅长的。

随着意大利等国家也采取封城等措施，正可观察比较，其他体制采取同类措施，力度和效果是否有差异。即便大陆在防疫中有一日之长，也应视为在特定条件、特定环境下的优势，不可推此及彼，任意夸大，欺人自欺。这无助于反思，无助于体制的革新与完善。谦虚，使人进步。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