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大陆在防疫中有一日之长，也应视为在特定条件、特定环境下的优势，不可推此及彼，任意夸大，欺人自欺。这无助于反思，无助于体制的革新与完善。

刘行之

饱受2019冠状病毒疫情折磨，中国武汉市民怨愤难平。日前，接连有高官撞在枪口上，触了霉头。

3月5日，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某小区视察群众生活保障情况，有居民透过窗户大喊“假的”“形式主义”，当场拆穿社区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给业主的事，气氛尴尬。今时不同往日，当地民众对官员们一些难耐之举，很不留情面。

何止武汉。联想不久前《大国战疫》一书风评不佳、匆匆下架，可知舆论对官方操持的自我褒奖十分反感。社会期待一场触及灵魂的反思、检讨和真实改变，绝非自夸自娱。真不晓得，文宣部门对此究竟是浑然不知，还是故意“迎难而上”？

其实，武汉封城后，大批医护人员“最美逆行”，社会各界慷慨捐赠，雷神山、火神山医院迅速建成，这许多振奋人心的事，民众是感动、买账的。这中间并非没有政府的努力，不过疫情尚未结束，前期责任尚未追究，就急着揽功摆好，让很多人顺不过气来。招骂是自然的。

如何评价中国抗疫工作？国内国外，言人人殊。这场灾难是否暴露了体制缺陷，抑或反之，彰显了体制优势？论者各执一词。倘若抛开情绪，尽量客观评价，可以说疫情之下，体制的劣势与优势毕现，一览无余。

所谓体制劣势。1月初，武汉市延误防疫，铸成大错，任谁也无法否认。17年后重蹈沙斯事件覆辙，足见政治结构单一、权力过度集中，常常会压制刺耳声音，阻滞负面信息传递，导致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明危机中反应迟钝，或出现重大决策失误。这是一个痼疾顽症，虽不乏文化与社会因素，但体制特性仍是最直接的原因。

所谓体制优势。1月20日后，政府毅然采取封城等断然措施，举国驰援湖北，全民居家隔离，在40多天内基本控制住疫情蔓延，也是事实。短时间内，各级政府广泛宣传发动，调动海量人力、物力，把抗疫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强力组织实施。

这些方面，现行体制具备特殊力量，同样无法否认。这便是邓公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一直为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津津乐道、引以为傲。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火速建成，以及普遍实施的极其严格的交通和社区管控，都是这一优势很典型、很具代表性的举措。

进入3月上旬，中国的疫情得到控制，海外的疫情却加速蔓延扩散。不少国家也出现重视不足、应对迟缓、混乱等问题。这似乎冲淡了中国年初的失误，突显了其后续措施的力度及效果，为“体制优势说”挽回了一丝颜面。

有人遂称，看来官僚主义是跨文化现象，各种体制在应对此类危机时，表现令人满意的不多。有人打趣，美国总统特朗普为选举计，对疫情威胁轻描淡写的态度，似乎与武汉政府因政治考量干扰防疫，有异曲同工的味道。还有很多网民呼吁疫情严重的国家赶紧“抄作业”，借鉴大陆防疫模式。

以他国防疫之失为本国开脱，正是中国民间意识形态纷争中常用的“比烂”思维。

体制支持者惯以这种方式反击批评者，证明许多社会弊端是跨文化、跨国家现象，并非中国体制独有。

通过“比烂”确实能提醒一些理想主义者：世上没有完美政体。不过，这也会混淆问题，助长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的政治态度。在官僚主义与防疫迟缓的事上，这种态度再次制造了混乱，可能让一场深刻而有益的反思契机悄悄溜走。指责和嘲笑别人，从来无助于改进自身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