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如果效仿中国实行彻底的人际隔离，人们就要放弃正常的学习、工作，很大程度丧失个人自由，人们除了泡在网上，线下的一切生活都几乎归零。这对于强调个人自由和生活尊严的西方民众，在某种程度上比冠病本身造成的伤害还要大。

冠病在某种程度上与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类似，其存在很大程度的随机性，有难以避免的共同特征。已经习惯与季节性流感等传染性疾病共存的西方民众，许多宁愿冒患上冠病的风险，也希望维持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

生命的确是珍贵的，但是人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人们须要工作、学习、交际、保持自由、参与社会、享受生活。诚然，面对疫情，不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但要让渡多少权利与自由，换取降低一些感染率和死亡率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因为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主流群体的价值选择也会有所不同。许多国家的政府，看到的不仅是国民生命面临的威胁，还会考虑这种威胁的紧迫性有多大、导致死亡的概率有多高，并和其他人权问题统筹考虑，并且尊重公民在群己权界内的自由选择，保障国民不因疫情丧失公民权利（哪怕一部分）。

但有些国家走向另一个极端，同样是值得忧虑的。如英国拟实行的“集体免疫”策略，就很有风险，造成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而早前的港台地区和新加坡，以及如今欧美各国，选择有节制的防控措施，在不让正常工作生活“休克”的情况下，减少人员流动和接触，抑制冠病病毒的传播速度，集中救治重症患者，尽可能使医疗系统可以承受疫情的压力，不偏于追求“归零”，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来说，这或许比选择效仿中国大陆的防疫更为妥当。而且，冠病疫情只是这个世界各种棘手的问题之一，与诸如经济发展、个人权利、社会自由、隐私保障等其他问题有着密切关联。如何看待和防治冠病，以及评判防疫的功效，都不能只着眼于冠病本身，而要统览全局，看到防疫措施成败背后更多的善恶美丑、功过是非。因此，在中国实行的极为严厉的封锁和隔离措施，尤其彻底“封城”和全面停工停业，并不适合、也很难在欧美国家复制。

这次防疫工作，不同国家根据国情、自身的制度和文化特点，各自采取了有所差别的方式，最终哪种方式最优，目前尚无定论。虽然因不同国家国情各异，难以统一的评定，但相对何者最优，最后还是可以看出来的。绝对的自由放任不可取，过于粗野和“一刀切”的方式同样有害国计民生。

作者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撰稿人

国际政治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