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自3月初以来，中国大陆的2019冠状病毒疫情基本得到控制，迄今非输入性病例已趋零；相反，在欧洲等世界多地，冠病正迅速蔓延，尤其以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为严重。有些声音认为，西方没有学习中国实行严厉的封锁和隔离措施，是疫情失控的关键原因。许多人还因此嘲笑西方“（中国）完成好的作业都不会抄”。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西方国家没有效仿中国的全面“封城”等强硬措施，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经济民生方面的考量。中国在1月底至3月初高强度的封锁与隔离，是建立在大多数产业停工停产或间接中止、个体经营者普遍停业的基础上。这对于经济增长、就业、个人收入、企业发展乃至人的基本生存，有着直接的影响。当然，它还涉及国家财政的收支、宏观经济的起伏，以及疫情结束后对经济兴衰的长远影响。

经济的全面停摆，大量失业的出现，将对生产者、消费者在物质上的柴米油盐、精神上的喜怒哀乐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尤其对于收入较低的国民而言，没有足够存款，或由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贷款等刚性需求而需要持续收入的，即便失业几个月，也会直接导致其生活崩溃。疫情期间物价上涨则会雪上加霜。

全面的封锁和隔离，可能使各国国民经济陷入瘫痪。届时，失业率上升、大批企业破产、中小企业负债累累、国民收入及生活水平下降（主要是平民）造成的间接死亡人数，恐怕将大大高于冠病及其引发的次生疾病；所诱发的更多不致人死亡，却让人生不如死的生活艰辛，也比冠病制造的病痛更折磨民众。

经济衰落导致的连锁效应，也必然波及医疗领域。将医疗资源全面用于冠病疫情，其他疾病耽误医治，又会致使多少人死亡和残疾或瘫痪、病情严重恶化？防治冠病疫情的专家张文宏已经给出明确警告：“如果不尽快复工，城市停滞带来的次生影响，可能会导致人口死亡率高于冠病死亡率。”　

第二，中国和西方的体制完全不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强制措施的执行力，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中国全面封锁、隔离的措施，西方国家难以完全效仿，还会涉及复杂的人权问题。

中国实行的高强度封控，是建立在政府庞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各地信息互联互通、利用大数据追踪监控的基础上。例如一声令下，数百万人居住的武汉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封城”，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近日中国各地推行的个人“健康码”互通互认等措施，也说明了中国的疫情管控是要牺牲部分个人隐私的。这是极重视隐私的西方国家民众所难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