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能扛多久

以意大利而论，它的歼灭战能扛多久呢？我深表怀疑。意大利国家小，产业链很不完整，很多东西都要进口。它能长久放弃与德国这样的强国交往吗？不能。能长期坚持对所有来自国外的人员隔离14天吗？不能，因为成本太大了。疫情期间，须要跨国往来的，一般都不是游客，而是劳务、商务、公务人员。隔离14天再谈事，除了劳务，其他许多业务早就黄了。

相对而言，中国的情况还好些。第一，中国的产业链完整，尤其是中低端产业和生活用品产业，中国是富足的。第二，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较强，或者说，人民还是比较听话的。第三，中国居民储蓄率相对较高，可以支撑较长时间的生活。最坏情况下，牺牲一些经济增长，保障基本生活，中国的条件要比中小国家好。

因此，有些人乐观地以为，只要中国关起门来打歼灭战，控制好了，中国就赢了，就安全了，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其实很难如此乐观。日、韩暴发疫情后，中国的周边疫情环境就迅速恶化。中国以举国之力保卫武汉、保卫湖北，从而保卫全国、全世界的歼灭战策略就受到考验。

而今，欧洲、美国也沦陷，如果他们进入持久战，中国的歼灭战策略就更受考验。中国能承受大幅减少与美、德、英、日、韩等发达国家交往的代价吗？对境外人员，又能坚持隔离14天的措施吗？恐怕都很难。因此，中国必须做好预案。歼灭战还能打多久？若转为持久战，其成本和后果又是什么？都必须筹谋。

大致看看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就可以知道防疫尤其是歼灭战的巨大成本。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很大，超过80%；近几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也大幅提高，2019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3.9%。防疫打击最大的就是第三产业。旅游业几乎清零；航空业亏损严重，今年2月，中国航空业亏损245.9亿元人民币（约50亿新元）；餐饮业大大萎缩。

以成都为例。成都、四川算是比较安全的，去餐馆吃饭，做好基本防护措施，感染概率比出门遇到重大车祸的概率还小。同时，有关部门积极推动餐饮店开业。但是，民众就是不敢下馆子，餐馆门可罗雀。可以说，一些产业遭受断裂式打击。这种断裂效应会在产业链中传导，影响整个经济系统，进而影响社会系统。

如果多数国家打持久战，则对歼灭战国家不公平。第一，持久战国家本就欲与病毒共存，所以不怕歼灭战国家的病毒传染给它，但歼灭战国家却害怕持久战国家的病毒传染给它。这导致第二，持久战国家无须设防，且持久战国家相互之间可以正常往来，它们之间既有的产业链不但不会中断，甚至可以加强。

但是，歼灭战国家必须处处设防，它跟所有国家都不能正常往来，所以它的国际交易成本相较持久战国家要大得多。因此，在全球体系中比较，歼灭战国家受损更严重。长此以往，歼灭战国家无法坚持，可能转向持久战，全球可能成为一锅汤，大多数人都被感染，只是先后而已，如波浪推进。

如果欧美都失控，走向持久战，欧美经济和交往可以正常进行，但中国与欧美却不能正常交往，欧美前往中国的人员必须隔离14天，产生巨大交易成本。对欧美而言，他们都只损害一边，即受损的只是欧中交往或美中交往；对中国而言，则两边受损，同时损害中欧交往和中美交往，受损显然更大。

全球系统性风险和历史改变

瘟疫不同于其他灾难。其他灾难大多是一次性的，且持续时间较短，如地震、海啸。即便在灾难之中，人们也可以积极行动。但是，瘟疫的破坏性不仅在于对身体的伤害，还在于对行为的阻碍，它阻碍人们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生活链条。瘟疫的直接破坏即原生灾害通常是长期的，少则数月，次生灾害就更不用说了。

瘟疫又不同于战争。战争可以区分敌我，瘟疫不分敌我。在这个全球化的“地球村”中，没有任何一国能够独善其身。当前第一重要的是策略协调，统筹规划，其次才是物资人力互助。本来，各国应该磋商协调，寻求协调的抗疫策略，避免策略冲突。但是，各国各自为政，这必定导致全球防疫控疫的整体性失败。

接下来的几周，美国和欧洲疫情的演变，将决定疫情的全球版图和走向。从目前状况和趋势看，局面很难乐观，恶化几乎是必然的。不少国家将出现医疗资源挤兑，即医疗链断裂，再加上其他某些产业的断裂和重创，传导至整个产业链，导致社会系统紊乱是大概率事件。到时，一国尤其是大国之紊乱又将传导到他国，全球将面临系统性风险。

历史上，因瘟疫而改变历史的情况并不少见。冠病病毒对历史的改写，不是将要发生，而是正在发生。历史已被冠病病毒改变且将持续改变。许多人都在预测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2020年1月之前作的绝大多数预测，大至国事天下事，小至个人私事，统统失效。因为没有人能预料冠病病毒流行，并将这个巨大变量纳入考虑因素中。

在各国各自为政的当下，这场瘟疫的破坏性可能史无前例。不但某些国家的历史会改写，国家间博弈也会改变。甚至，若某些大国处置失当，如疫情激化内部矛盾，会导致地缘政治改变。至于结局，不是比谁好，而是比谁更不坏。在这个意义上，不管是否应该，也不管是否承认，全球化时代，人类在事实上就是命运共同体。用毛泽东的话讲，“环球同此凉热”。

（作者是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