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不仅是对制度的检验，更是对国民性的检验。（路透社）

在任何社会，当大规模疫情发生和扩散时，抗疫便是群体行为；没有群体的努力，个人在疫情面前会显得极其渺小，世界会变得毫无希望。不过，群体抗疫如果要有效，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责任担当。因此，疫情不仅是对制度的检验，更是对国民性的检验。

2019冠状病毒疾病扩散后，中国进入一个举国上下的动员状态。这里人们既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悲哀。希望的一面是人们组织起来，无论是正式政府系统还是非正式的自愿者，一旦组织起来，人们显示了无限的力量，医生护士、政府官员、军人、志愿者、平民百姓，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全力对抗疫情，他们的努力和背后的精神为世界瞩目和惊叹。

悲哀的一面是在个体层面，看不到被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之外的人们的自由意志和责任担当；随处可见的是把自己的责任最小化，甚至是毫无个人责任感，而把别人的责任无限放大的个体，似乎抗疫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别人的事情。

个体责任的缺失在疫情期间的社交媒体上表现得异常明显。社交媒体可以说像个放大器，把社会的真实面搬到了平台上。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把不能通过传统媒体反映的事情反映出来，尽管不是那么完整，但也为相关方提供了一些非常宝贵的信息，只要人们足够细心，总能够找到有用的真实信息；但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赤裸裸地显露出人性的丑恶面。有一些平台为追求流量而消费各种极端事件，道德化和妖魔化的语言比比皆是，甚至制造或者传播谣言。

尽管多数社交媒体本意在于传播事实，但社交媒体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片喧嚣和集体亢奋，甚至把他人的悲哀当成自己的娱乐源；尽管骂声遍地，但都是对他人的无限度指责，不见有任何的自我反思。除了制造一种气氛，或悲或喜，或愤怒或恐慌，不仅无利于抗疫，而且最后什么都留不下来，促成不了愤怒者们宣称所要实现的任何变化。

危机面前人的表现

如何理解这场危机及人们在危机面前的表现？危机是群体性的，但群体性危机是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的选择结果。每一个人选择的总和，既造就了人们所看到的现时局面，也决定这个局面的未来走向。实际上，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个人意志和基于个人意志之上的选择足以影响全局。也在这个时刻，没有任何个人能够强制另一个人作怎样的选择，但每一个人的个体选择决定这场危机的性质、发展路径和未来。

李文亮医生的选择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李文亮在作选择的时候，就是一个平常人的一个理性而诚实的选择，或许只是为了家人、同仁、朋友的安全，才把有关疫情的信息公诸于自己的朋友圈。他并没有想哗众取宠，想成为一个特别的人物；相反，他只是觉得把这个信息发送给朋友圈，是基于对自己在意的人的责任，或者道义的选择。任何选择不仅有代价，也是有结果的。就李文亮来说，他并没有想成为英雄，但结果让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没有想拯救世界，但至少拯救了世界上的很多人。

反之，疫情发生的初始阶段，其他的知情者，包括地方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疾病控制官员、精英大学的学者等，他们又作了怎样的选择呢？如果所有这些群体有责任担当，又有像李文亮那样的个人意志，把疫情的信息以任何方式传播出去，现在的情况或许会有很大不同。不过，他们作了他们的选择。地方官员或许受制于各种制度或政策制约，或许为了保持自己的位置，或者主动依照规则限制信息传播。

疾控官员和大学学者则选择了写文章，向国际刊物投稿。这些群体都可以找到一大堆理由，来论证自己当时的选择是正确或理性的。没有人会质疑他们作选择的难处，也相信他们的选择有“不得不”的理由。但是无论如何解释，依然必须指出，在疫情发生的初始阶段，作为知情者的他们缺少了责任担当和基于责任担当的个人自由意志。

无论怎样的社会，任何选择都须要受环境的制约（包括文化、制度和政策）。所谓的“选择”是指在各种环境制约面前的“选择”。美国被视为最典型的自由民主社会，在很多人眼里拥有几乎完美的言论自由，但为什么美国还需要“吹哨人”，还需要保护“吹哨人”的制度安排呢？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多么自由，自由都是有外在制约的。但是，因为外在制约而选择了“不自由”，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本质上还是缺乏自由意志和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