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华族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渐渐与中国疏离。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大多数的华族不再是由中国迁徙而来的移民，而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他们自然而然地将新加坡视为祖国和家。但不少中国人对海外华族的理解，却依然停留在“离散”状态。离散状态意味着海外华族依然心系中华之根，渴望回到母国。在这一观念中，移民似乎是海外华族的不变身份，回归是他们的永久心结。

对新加坡华族的身份认知停滞在离散阶段，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看待中新两国关系时，难以摆脱“血浓于水”的情结；而这，按照李光耀自己的话说，使得中国人对新加坡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这就是中国对新加坡错误认知第四种类型“想象的”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光耀逝世后，中国民众蜂拥而至其祖籍地广东省大埔县祭奠，大埔县也设立了许多纪念堂。然而讽刺的是，李光耀生前数次访华，却从未踏足大埔县。李光耀的做法体现了：当对“国”的忠诚与对“族”的信仰发生冲突时，在海外华族的选择和取舍中，前者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我们在过往的国际政治现实中看到，两国国家利益的现实需求，往往和中国人所想象的“血浓于水”的情结构成相悖关系，“血浓于水”不仅因此难以实现，反而因为这一想象和期望的落空，而引致两国间的误解和摩擦。

此外，还有两点关于认知方和被认知方的问题须要阐明：

一、美国政治学者杰维斯（Robert Jervis）曾指出，要了解一国对另一国的认知，不能脱离开后者有意对前者投射的自我形象。要理解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认知，还须考量新加坡方面如何向中国呈现自己，并对中国人的观念主动施加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新加坡领导人以其个人魅力，将他们所承载的新加坡符号植入中国人的心目中。此外，新加坡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模式输出”。这些的确都对形成中国人观念中的新加坡产生了显著影响。中国人观念中的新加坡，正是由认知方中国和被认知方新加坡两方面所共同塑造的。

二、认知方和被认知方不仅可以是不同的人或国家，也可以是处于不同时期的同一个人或国家。在中国认知新加坡的例子中，中国在认知对象国新加坡的同时，也在认知历史时期的自己并思考未来的自己。因此，中国对李光耀的新加坡的认识，与对自己的认知形成了互动，两种认知相互影响和作用。

（作者是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讲师，南洋理工大学历史学博士）

原载《联合早报》旗下的英文电子杂志“思想中国”（Think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