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认知都依赖于客观存在，但也必然或多或少地独立于客观存在。这种独立性使得认知无法与客观存在完全相洽，因此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错误认知（misperception）分很多种类，在中国认知新加坡的案例中，我将它归纳为四种类型：类似、元素不一致、时间不一致、想象的。

首先须指出的是，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和时间点，新加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都不是囫囵一统的，而是具有多面性，我将其中的每一个面向称为一个观念元素。我在分析认知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差异时，以观念元素为单位。

类似的情况最为常见。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观念中的新加坡即是其客观存在的真实反映，但因为观念不与客观存在等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客观存在，所以严格地说，它们两者是类似的。

自1992年始，每年中国都派送大量官员到新加坡访问、考察和学习。有着20多年中国官员培训历史的南洋理工大学，更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共的海外党校。在新加坡参加培训的中国官员不仅在课堂学习理论知识，也时而聆听新加坡前官员的实践经验分享和参与讨论，更有诸多机会走访新加坡各政府部门、公司和其他机构。

此外，他们也将关注和思考投注在自己在新加坡日常生活的真实体验中。因此，他们接收到有关新加坡经验的第一线信息，且对客观存在的新加坡本身有着较为全面的体验，这使得他们的新加坡印象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新加坡的真实呈现。他们的新加坡印象又进一步塑造了中国广大民众对新加坡的认知。

人际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不同

元素不一致指的是中国人认知的新加坡的某一侧面，实则是其另一侧面。例如，不少人认为，中国向新加坡学习比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更加现实可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文化相似，新加坡是华人国家。但事实上，尽管华人占了新加坡人口的四分之三强，新加坡却属于英语语系，在文化上也更倾向于西方。

此点可以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具体来看。在理念层面，以政治理念为例，不少中国学者认为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是东方的，甚至将其归为王道模式。尽管他们也承认王道包含民主，但这显然不同于西式民主。然而，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纵使李光耀的威权之风盛如王者，新加坡在事实上所采用的是西式的一人一票民主制。这一制度保证了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在选举市场进行公平竞争，反对党尽管势力弱小，却依然对人民行动党构成竞争压力。这显然不同于中华政治文化中的王道。在具体实践层面，文化差异在中新合作项目中，也屡屡造成双方的误解和摩擦。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合作不如预期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国人际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不同。

因此，华人文化占主导是中国人对新加坡的误解，即使新加坡兼容东西文化，但它的东方文化也与中国文化存在很大差异。故此，文化相似是中新两国间的重要联结点这一判断是伪命题，中国借鉴新加坡经验之所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其他元素。

时间不一致指中国人在时间点A认知的新加坡的某一或某些侧面，实际上反映的并不是时间点A的新加坡的客观存在，而是反映了新加坡在另一时间点B的同一面向或其他面向。例如，中国普通民众对新加坡的认知具有滞后性，他们观念中的新加坡停留在李光耀在位时的政治状态，对近年来在新加坡所发生的政治、社会变化并不十分知晓。

中国人对新加坡认知的滞后性，最严重的反映恐怕是在海外华族层面。大多数中国人对海外华族身份认同的复杂历史变迁缺乏了解。以最切近的二战结束以来的这段历史为例，中国境外的华族整体上都经历了身份认同的巨变。随着华侨（overseas Chinese）成为华人（Chinese overseas），他们的国家认同由中国转到入籍国，归属感也从“落叶归根”转变成“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