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民众的卫生防护意识不足，不少落后的卫生习惯及生活方式尚待修正；此外，当两次大型公共卫生事故皆因野生动物而起，从源头堵截，打击野味交易的声音因而冒起。中国虽有对野味市场买卖监管，亦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例，但国内野味市场的违法经营问题素来严重，监管及执法不力，如广东省曾在2004年发布禁令，全面捕杀野味市场的果子狸，并关闭野味市场，但野味市场随后死灰复燃。

港大微生物系讲座教授袁国勇1月底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说道，以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很易突变，从动物传至人类，再演变为具备人传人能力的传染性疫病：“可以理解要改变食物或饮食文化向来很困难，但重大疫情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我们必须尊重生命、生态系统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他这番话，反映了尽管改变很困难，监管仍是不得不做，但由他律走向自律，才是最为重要的。

突发传染病时代 防疫胜于抗疫

事实上，自1940年以来，在全球出现约400种新兴传染病中，超过六成的病源都是动物，例如果蝠的伊波拉病毒、猴子的HIV病毒、以及禽鸟的H1N1病毒，冠状病毒、甲型禽流感病毒均是人畜共通传染疾病，而在上个世纪，至少有10种传染病从动物跃传至人类，即使卫生防护监测持续增加，新病原体仍不断出现，连欧美医疗发达国家亦难幸免。

此外，随着政经及社会发展，交通运输更见八达，人口流动更见高速，而人们的生活模式及行为日渐出现变化，这些均有机会助长传染病的传播。SARS在不足半年内便传播至全球各地；而在是次新冠病毒中，有专家指武汉人口稠密，设有动物市场，令当地市民更易罹患疾病，而人口流动因春运而增强。2004年，三位香港大学学者裴伟士、管轶、袁国勇于医学期刊《自然医学》发表论文，也曾指出“旅游”是疫症蔓延的原因之一。在疾病及社会发展脉络下，我们不难预测：新传染病周而复始地冒起，像意外突如其来，非任何国家可以预测，而且在人口流动下，没有地区可以独善其身，对于病毒的入侵，我们无法先知先觉，如入侵后也无动于衷才是最大的问题。

一旦发现新病毒，及早隔离及果断决策是应对传染病应有的态度。去年12月1日，武汉已出现首名不明肺炎患者，时至8日才确认；当地政府于21日才公开通报已发现“27宗病例”，指“病情稳定可控”，更有八名医生因在微信群组提醒朋友注意疫情，因而成为“造谣者”遭警方约谈及训诫，媒体亦因政治压力未有报道相关新闻，放弃应有的监督功能。直到12月31日，官方发布首个公告写道：“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表明发现因不明原因病毒而引起的肺炎，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更在今年1月初，多番表示肺炎没有“人传人”，至国家主席习近平出面发声，必须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最高位置上”、“坚决遏制疫情蔓延”，确诊数字才全面急升，这难免叫人猜疑是否长官忠诚大于一切。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当年SARS亦是因不敢动摇“社会稳定”及经济而隐瞒疫症，接下来的事不少媒体也不厌其烦说了许多遍，疫症爆发似乎本可避免。

无可否认，现实情况是在新传染病爆发之初，人对其缺乏认知，患者可能在病原分析前死亡，因而未能确诊；而在这次新冠病毒中，部份患者病发初期病征并不明显，如大陆官方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患者以发热、乏力及乾咳为主要症状，但轻微患者只会有轻微症状，没肺炎表现，这些“隐形病患”使防疫变得更为困难。但正因如此，政府时刻保持警惕，建立完善的社会应急机制，甚至区域及国际合作机制便变得尤其重要，以处理突发的自然灾害及危机。每次低效的应对，不单是失责，亦会出现骨牌式更大的危机，封城、封关、以至动员全国医疗系统，都是属补救性质的最后防线。当下抗疫是重要的，找出病源、控制疫情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而在疫情过后，一座城市有否反省社会发展以致政策制订？甚至伴随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全球化及有增无减的人口流动，而未雨绸缪？当香港人人心惶惶，这或反映政府的应对手法，自2003年一役后，仍有许多陋习与缺失，亦暴露香港在医疗资源分配、传递信息等层面长年的积弱。

如配戴口罩是应对医疗危机的正确态度，近日香港口罩难求，连前线医护也不例外。政府先宣布采购口罩失败，再沿用价低者得方式招标口罩，被问及为何不将惩教署生产的口罩分发予市民，特首林郑月娥回应指会造成市场竞争，结果有大批市民通宵达旦、露宿街头排队，为求买到口罩，甚至有网民提出自设本地口罩生产线。直到上周四（2月6日），政府拨出三万个口罩予医学会，转售予会员。现在，不论公共还是家居卫生用品均供不应求，社会固然不应盲目抢购，与此同时政府到此时此刻仍自甘自困自由市场的桎梏中，市民何以信任政府有能力妥善处理疫情？

治病要相信科学理据，但科学未必能就每项公共卫生及防疫政策提供精确明细的答案，每项措举必然有政治、法理及可行性的考量。而放在市民眼前的，不单是疫情，更是长年不被信任的特区政府，如何挽回市民对政府牵头抗疫的信心？法国作家卡缪（Albert Camus）曾在着作《鼠疫》写道：“他们以为自己对付任何事情都有办法，这就意味着他们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希望卡缪笔下无知的“他们”，不会是我们的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