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过度自信而言，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一份内部监察报告中，就准确识别出导致金融危机暴发的诸多风险因素，但过于自信的SEC并未运用监管权力引导金融机构降低风险。甚至当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2008年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倒闭后问计于经济学家、投资银行家和市场分析师，让他们发表对于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稳健性的判断时，过于自信的美国精英人士中，绝大多数居然还在向总统保证，美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坚固且有足够弹性，不必过于担心。

2011年1月，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576页的调查报告，认为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是有征兆的，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征兆被忽略了，或至少没引起重视。联邦政府监管失职和华尔街金融机构危险操作是酿成金融危机的主因。可见，即便如最强大国家美国，也要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和拥有前瞻性的预期管理机制，更何况其他国家了。

其次，微观主体风险与防范意识的广泛激活，是对冲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依靠。以金融危机为例，其重要特点在于暴发时间的不确定性，传导机制的高度敏感性，以及对经济系统的巨大破坏性，进而对全社会造成巨大恐慌。因此，就国家层面的工作而言，无论是对系统性金融机构安全边际的密切关注，还是对金融信息的有效管理与及时披露，以及监测系统的统筹协调，乃至应对突发金融事件的快速反应等，显然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及持续增强的技术保障。

要做到早期预警与危机发生之后的有效应对，急须重视对微观主体风险与防范意识的广泛激活与培育。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预期管理的重要立足点。所谓“高手在民间”，是指任何握有占优信息的人乃至最强大的政府，也不要试图证明其比所有微观个体更有智慧和力量，更具预见性。

最后，加强对危机的早期预警应急反应机制固然十分重要，但真正有效的稳定机制在于，以理性与内生性发展方式和对自然生态的敬畏之心，降低“黑天鹅”事件爆发的概率。

某种意义上说，今日全球经济、社会、环境与卫生等领域所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既是人类既有生存与发展模式沉疴的相应表达，也是人类社会作为整体未能实现生存与发展方式，向更高文明状态转型所付出的边际成本。中长期而言，人类必须走出增长的迷雾，告别对自然与生物界无休止的掠夺，消除“以邻为壑”的狭隘心理，甚至在必要时增强“末日思维”教育，目的在于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去有效治理我们这个本就疾病缠身的世界。

（作者是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