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发于中国武汉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自去年底至今年2月上旬，迅速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以及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传播，造成数以万计的人感染，死亡人数不断上升，成为2020年以来全球在公共卫生领域最严重的事件。

中国于1月20日启动最高级别的应对，并自2003年沙斯（SARS）疫情以来再度进行举国动员措施；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在卫生、健康领域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世界卫生组织（WHO）迅速启动应急反应机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于1月30日在日内瓦总部宣布，正在中国发生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该决定有效期为三个月。

2月5日，世卫组织启动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战略准备和应对方案”，并从其紧急财政储备中拿出900万美元来帮助抗击疫情，同时向全球发出6.75亿美元的募捐呼吁，以加强国际协调与应对能力。

此新冠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尽管医学界人士为对抗该病毒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截至2月5日，世卫组织承认，目前尚未有被证实的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因此，在如此高风险且依然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无论是在疫情发源地的中国尤其是湖北武汉等地，还是中国周边国家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对此出现一定程度的恐慌乃至反应过度，均是可以理解的。

笔者相信，在此次新冠病毒肺炎暴发初期，尽管中国有关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麻痹大意与侥幸心理，并暴露出实际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但在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指挥，并采取最彻底、最严格的举国防控措施下，相信拥有全世界最强动员能力的中国，将在今年上半年取得这场疫情斗争的胜利。

黑天鹅事件有其必然性

本文须要讨论的是，类似此次新冠病毒的突发事件，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黑天鹅”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换句话说，“黑天鹅”事件尽管有其突发性或意外性，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正如任何偶然事件背后一定有其必然性一样，没有脱离必然性的纯粹偶然性。

因此，人们须要反思的是，尽管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包括从金融危机到重大疫情，能够真正做到精准预警，并通过有效的反应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在真实世界里的确是超高难度的命题。

不过，无论是被公认为成功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还是本次较早对新冠病毒进行一定程度信息披露的武汉八名医生，均曾表现出对未来或正在发生的某一重大不确定事件的某种早期预警能力。

可以说，这是对国家与全球治理，尤其是应对各种危机时十分重要的“火种”。对国家和社会而言，需要做的是：如何在有效识别风险预警的基础上，保护人们敏锐地感知及提出风险预警的积极性，并通过有效的决策机制，提升国家乃至全球层面上应对突发事件的早期预警反应能力。

首先，国家务必时刻保持对风险的敏锐直觉，建立健全和有前瞻性的预期管理机制。人类是强大和弱小的统一体。就整体而言，人类拥有不断提高的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就单一行为主体来说，即便是拥有再强大配置能力的个体，在独自面对风险和危机时，一样也是弱小甚至无助的。

国家，尤其是拥有健全治理体系与相应治理能力的国家，其强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整合国内外资源进行日常生产和服务，又能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做到有效对接微观个体的需求，并提供相应救助。只是对真实世界里的决策者来说，本领不足或过度自信往往是常态化存在。前者在发展中国家里不时出现，后者则会发生在哪怕是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