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优越论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

这里指向了西方不同国家所持的不同自由价值观。的确，在美国走向整个世界舞台之前，为了和欧洲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美国针对周边国家提出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美洲国家一起提出和确立了“睦邻友好”“不干预”、民主、和平和正义等原则。

尽管在向非西方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竞争，甚至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战争，但西方的所有扩张都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认知，即“白人优越论”。这一理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成为国际秩序广泛使用的理论。当时，西方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个文明标准，即西方文明，说西方即说文明，说文明即说西方。“白人优越论”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背后既有西方的硬力量，也有西方的软力量，硬力量以经济军事力量为代表。经过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西方在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各方面成为全方位的强权，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能够和西方国家相比。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这是唯一的例外；但日本的成功恰恰被视为“西方化”的结果。

软力量方面，19世纪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很快在西方流行，为西方所接受，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为西方“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他并没有明确把“进化”理解成“进步”，尽管他似乎默许这种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把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应用于解释社会发展。因为西方“物种”强大（打败了其他国家），所以西方是先进的、进步的、文明的、道德的。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那里，“白人”与“非白人”的区别完全取代了其他所有类型的区别，包括民族、宗教和国家的多样性。

在欧洲发明和发展起来的“白人优越论”也很快传到美国。19世纪，美国盛行“白人至上”（White Only）理论，借此应对数千万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新移民。美国同样将此应用到国际事务。人们不应当忘记，今天美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最重要的政策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前身就是《种族发展杂志》（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种族发展杂志》于1910年创刊，关注美国的外交事务，后改称《国际关系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22年再改名成为今天的《外交事务》。

19世纪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到了20世纪的二战之后就被文化多元主义所取代。这种转型主要不是因为西方改变了对非西方的看法，而是因为西方内部的血腥种族屠杀。二战期间，德国希特勒对犹太民族进行大屠杀，导致近600万欧洲犹太人死亡。

19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民权运动崛起，尤其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西方国家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至少有所收敛。“文化多元主义”因此崛起，在美国表现为“大熔炉理论”，相信西方文明能够包容甚至消化来自不同种族的社会群体。在学术和政策界，人们自觉地不去谈论一些敏感问题（种族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形成为“政治上的正确”原则。

但是，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情况有了急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被视为得到证实。之后，亨廷顿更是专门出版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对美国白人数量的减少和其他民族人口的增加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并且把此现象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之后，不同形式的恐怖主义发生在欧洲诸国。西方开始对西方文明的包容能力发生怀疑，知识界和政治人物开始公开承认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这也构成了这些年来整个西方围绕着移民和恐怖主义的政策争论的背景。

非西方的种族主义思维

经验地看，在西方的外交政策中，种族因素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也不会消失。在不同背景下，人们可以收敛一些，或者虚伪一些，但种族主义还是会不时以不同的方式浮上台面，并发挥政策作用。从中世纪的“宗教”（上帝），到近代的“种族”（白人优越论），再到当代的“民主自由价值”（价值同盟），其理论和行为逻辑都是高度一致的。

更糟糕的是，很多非西方国家因为长期受西方统治，人们已经在潜意识层面接受了这一认知。日本学习西方而崛起，很快成为军国主义者，试图以此来证明“大和”民族较之亚洲其他民族的优越性，至少可以实现和西方平起平坐的目标。直到今天，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群体仍然处于“思想殖民”状态，对西方抱有毫不实际的幻想。

在一些地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与西方比较有过之无不及，一些人为了一些具体的利益，通过各种工具和手段，人为地创造变相的“民族”或“种族”，例如强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同“认同”和制造他们之间的冲突，例如“先来者”对“后来者”、“本地人”对“外来人”、“民主”对“专制”等等。这些所谓的“准民族”已经导致政治纠纷和冲突，未来也必将造成更大、更为强烈的冲突。

不过，更为宏观地看，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文明国家的崛起，西方的种族主义有可能得到制衡和遏制。以现实主义来说，国际关系上各方面的平等（包括种族），与国家间的权力制衡有关。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基于文明的国家，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一个多元国际秩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多元国际秩序的基础不仅仅是硬力量，更包含以价值为核心的软力量。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诸“神”共存的世界。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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